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

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滥觞。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归根结底,它是为奴隶主阶级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服务,是奴隶主自由民阶级的民主。这种有限的阶级民主决定了这种民主有巨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的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社会的理论,兼评“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观点“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87页)马克思恩格斯把古代奴隶社会区别为二种形态,即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奴隶主阶级“只有经过对于物品的支配,对于购买价钱的支配,对于奴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于人的支配。”(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诗·卫风·氓》解诂

《卫风·氓》是《诗经》著名篇章之一。建国以来新出各种《诗经》选本及文科教材,此诗无不入选。注释方面,分岐颇多。“诗无达诂”,几可以此为典型。百家争鸣,自可开阔思路,异说杂陈,或宜择善而从。因采诸家之解,并申一得之愚,而作“解诂”焉。 一、“氓之蚩蚩,《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氓,民。指弃妇的丈夫。此处系追述婚前的情况。蚩蚩,《毛传》:蚩蚩者,敦厚之貌。《韩诗》亦作嗤。嗤嗤,犹言笑嘻嘻。     

孔老二的“正名”和林彪的反革命复辟

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社会处在奴隶制濒临崩溃,封建的生产方式兴起的大变革时期。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茶,烽烟四起。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同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在这个阶级斗争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统治集团的分化过程加剧了。一些臣子弑君篡位,一些贵族没落破产。大量的奴隶也转化为自由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奴隶主阶级专政“大厦”土崩瓦解,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社会在斗争中向前发展。     

略论先秦人性论的发展

先秦人性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标志着古代人类自我认识的开始。它的发展,把人从殷周天命宗教观念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并力图在社会现实中认识人的本质,这是先秦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社会便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和奴隶。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对奴隶进行残酷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利用“天命”宗教迷信对奴隶进行思想奴役。奴隶主宣称:“有夏服(受)天命”。他们自称     

清代的蓄奴风与《红楼梦》中的奴婢

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工具,并占有人身;奴隶阶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把劳动所得的全部果实交给奴隶主。正如列宁所说,“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在中     

全部《诗经》是宣扬“周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吗?

前几年由于“四人邦”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厥,以致(井彡)响到有人发表长篇大论,全盘否定《诗经》。他们说全卩《诗经》是(宀一)扬“奴隶主阶级的忌识形态”,“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甚至说:《诗经》(宀一)扬的全是“周王朝的官方忌识形态”,是奴隶制的“(?)神支柱”。这就是说《诗经》都是奴隶主阶级忌识形态的本质反映,是其思想领域的专政工     

全卩《诗经》是宣扬“周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吗?

前几年由于“四人邦”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厥,以致影响到有人发表长篇大论,全盘否定《诗经》。他们说全部《诗经》是宣扬“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甚至说:《诗经》宣扬的全是“周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奴隶制的“精神支柱”。这就是说《诗经》都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反映,是其思想领域的专政工具,性质如同周王朝的诰命。照此讲来,全盘否定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杜威和他的《民主主义和教育》(上)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所著《民主主义和教育》全面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英美学者把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不过,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奴隶主阶级的教育蓝图,把教育视为少数自由民的特权,其最高目的是培养统治广大奴隶的哲王;杜威则呼吁民主的教育,借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卢梭的《爱弥儿》在法国启蒙     

《三字经》批注

【原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注释】①初:初生。性:本性。前句取孟轲的“性善论”,见《孟子·滕文公上》。后句见《论语·阳货》。谓人之初生本性是善良的,彼此相近的,因影响不同,则产生善恶的差别。但孔老二又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的君子本性善良,“下愚”的小人本性恶劣,即奴隶主性善,奴隶性恶,二者不变。只是界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人,本性才可随环境而起变化。可见孔孟之流的“性善论”,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血腥统治服务的。     

关于《汉漠拉比法典》的几个问题

古巴比伦王国统一了两河流域,为了加强奴隶主阶级的中央集权统治、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缓和自由民内部的矛盾编纂了《汉漠拉比法典》。法典从不同的方面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法典具有家长制的奴隶制的残余,具有发达的形式主义的债权法,法典还有独具特色的诸法合体的体系     

怎样看待世界古代史上的平民——兼谈东、西方奴隶制的若干不同特点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经常碰到一个平民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也谈到“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问题。什么叫平民?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平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对这些问题,在我们过去的教学中就存有若干的疑问。在目前出版的书刊上,对古代平民的地位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古代的平民是“一个被统治、受压迫的阶级”;另一种意见是平民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看法和认识上的分歧,说明了古代平民问题的复杂性。本文仅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     

“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

在“四人帮”掀起的“儒法斗争”的叫喊声甚嚣尘上之时,梁效、罗思鼎们曾抓住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一事,兴风作浪。他们煞有介事地胡说:“民”与“黔首”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民’是伴随着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即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后出现的阶级概念,是对奴隶的称呼。”“‘黔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的产物,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出现的名称。”他们又绘声绘色地说:“公元前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再论孟子

我在《孟子思想的阶级实质》(载《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第九期)一文中曾指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而孟子则是由氏族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这一论断,曾遭受过一些非难.本着实事求是、探索真理的精神,再作一些补充论述,以就正于读者.     

反伪 择善 求新——试论鲁迅的道德观

关于道德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态的产物。而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仅就择偶而言: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繁殖更多的奴隶,他可以随意地为自己的奴隶选择配偶,自以为是道德的;封建社会男女婚姻大事,完全被操纵在双方的家长之手,那更是天经地义的事;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金钱可以支配一切,丑迈的富翁娶一位年青貌美的少女,人们也认为是无可指责的……凡此种     

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

自从去年四月十三日孙克复、关捷二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后,董蔡时同志在去年第一期《江苏师院学报》上写了题为《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的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最近,孙、关二同志又在今年《辽宁大学学报》第一期上撰文《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蔡时同志》,文章说;“刘步蟾是否违反军令,擅改舰队阵形问题,是正确评价刘步蟾的关键。”这个意见是很对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二)

郭沫若同志所谓的“奴隶”,竟能受到“超经济剥削”和“超额的剥削”,竟可以出现“应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额耕作”;其全部劳动不是“表现为无偿劳动”,而是按规定与“奴隶主”共同“分成”;“奴隶”的生产“三分要献出二分”,留下“一分”以维持自己的“衣食”。郭沫若同志认为:“奴隶”的“耕作”是有一定的“定额”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也是有一定的“定量”(定度)的。对于这样的“奴隶”,马克思则名之为“农奴”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不是法产生的主要原因

法学界大都认为,国家与法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对此,本文并无异议。但是,法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即把这种阶级矛盾具体说成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例如,现行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学基础理论》在谈到法的起源时就作如下论述:“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由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在思想感情上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分歧。这自然使过去那种反映全体氏族成员的意志和利益的习惯无法适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新兴的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有必要,通过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新的行为规则,……这种新的行为规则就是法律。”本文试图提出一点与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求教于大家。     

"民"、"氓"语义转换及周代"氓"之身份考察

古代文献中民、氓从最初的族名转变为阶级名再到大多数人的通名,语义不断发生重大的变化。周代文献中的氓最初和民无别,以后逐渐专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古代从事农业上的氓历来为民的主体,所以秦汉以后的学者训氓为民,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