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我见

刑事证据开示是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优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诉讼程序中予以适用。中国在1996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虽引入了对抗制诉讼机制,但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却没有被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引进,因而我国整体诉讼模式仍然没有脱离职权主义色彩。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淡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引进证据开示制度是当务之急。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的基本内涵是庭审前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证据信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审问制转为对抗制,而庭审前的证据开示程序在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诉讼价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这一制度,仅有个别条款的内容符合证据开示的某些特征。因此,亟需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司法机关的实务操作,争取早日建立起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     

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或检察方式仍是比较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职权主义侦查垄断与当事人主义控辩或庭审方式存在较多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了解和证据掌握的极不平衡,阻碍了辩护职能的充分行使和控辩相互对抗,最终使对抗制庭审方式流于形式.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补救,使在庭审中控辩职能得以平衡,改变被告人的不利境地.     

我国实行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可行性探析

证据开示制度是刑事司法中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重要保障。英美等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已相当完善,但我国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研究尚显滞后。近年来,要求在我国确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此,许多省份在司法实践中都进行了相应探索和实践,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现有的良好立法基础、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成果的借鉴,可以确保我们能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探析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问题,不仅符合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要求,而且有利于建立平等的诉讼对抗模式,平衡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控辩制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审判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律师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公正与效率、依法开示、双向开示、公共利益豁免是证据开示应遵循的原则。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受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影响 ,我国现行立法中当事人提出证据不受诉讼阶段限制 ,即采取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本文借鉴西方国家确立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 ,指出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并对举证时限制度设立及相关制度改进提出设想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     

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尽早处理电子证据开示问题,对因疏忽而出示特权保护的文件规定了“收回”条款,规定了因正常操作而导致电子存储信息的灭失的“安全港”条款。然而,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与欧盟隐私保护法及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等存在明显冲突。为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方式是修订《海牙取证公约》,对域外电子证据开示的问题予以规定。研究美国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完善电子证据开示的相关立法;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借助公约或双边条约减少与美国电子证据开示的冲突;提高对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认识等。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研究生思想教育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产生了律师阅卷难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实现控辩双方公平对抗,我国应设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文章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内涵、设立的必要性、设立的原则以及具体建议进行法律思考.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与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证据收集是证据得以提出的前提，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模式下，当事人与法院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也有不同。证据收集往往会涉及到诉讼外的第三人，证据异议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诉讼外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障，也有利于证据规则的适用。我国有关证据收集制度的规定还非常不完备，异议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亟待加强与完善。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间接证据疏义

在证据学理分类中，间接证据是理论分析较复杂、规则使用限制也较多的证据种类，但在间接证据的定义中存在着某些歧义与混乱。这些歧义与混乱主要归因于对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分类目的的误解、分类标准的混乱运用和间接证据特征的误读上。通过对分类标准的厘定和间接证据定义的溯源考察，可以对间接证据的定义作出一定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间接证据的特征。     

论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与认定

中国立法上对仲裁证据收集、质证和认定过于依赖民事诉讼法,使得仲裁制度契约性、民间性等特点难以体现。通过对中国和国外相关立法和仲裁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仲裁证据的收集、质证和认定中保留仲裁制度的契约性、民间性,首先应考虑当事人的合意,再考虑仲裁庭是否有权决定,这样更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措施初探

针对中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的问题,采取抽象分析的方法,从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民权利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这一规则的确立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对有效维持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及构建

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效力,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近几年,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形成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有价值的建议。但少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对我国为什么要确立这一规则和确立什么样的规则还缺乏较为有针对性的研究。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合法性应当成为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的构成要件之一.由于民事诉讼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与刑事诉讼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所以,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就必然会作出与刑事诉讼有别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加宽松、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整合各种价值目标的功能.     

证据之王情结的思考

人们将某一时期,具有突出证明作用的证据称为证据之王.从口供到DNA指纹术,其后隐藏着对神和科学的权威崇拜情结.盲目的迷信只能增加对证据之王的依赖性,科技时代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构建科学证据使用标准和规则,如何确立庭审阶段对这些证据质证、认证规则,构建辅助控辩双方、法官准确认定事实的专门证人制度,以正当程序来确保审判的公正与准确.     

举证、证明、提证辨

刑事诉讼证明论中,涉及举证、证明、提证等概念。由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难以取得较一致的认识。举证,重点在举,提出、拿出;证明是证实、查明,侧重于结论;提证是收集、调取及审查核对．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不同诉讼环节上,在这些不同的方面职权、职责、权利、义务是不同的．简言之,可用“谁主张,谁举证”,“谁结论,谁证明”,“谁审查,谁提证”的公式来概括。明确这些概念及其区别,对于深入研究刑事诉讼证明论是必要的,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也是有益的。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质证模式的构建

证据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 ,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质证是确认证据的主要方式 ,在实践中 ,应引进证据开示程序 ,将质证开始阶段前置 ,切实保障控辩双方的均衡地位 ;认真筛选、过滤相关证据 ,明确质证重点 ;贯彻公开、辩论、直接和言词原则 ,给各方当事人提供平等和充分的抗辩和诉讼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