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基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农民工调查数据

农民工就业质量议题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的重大课题。文章利用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与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综合情况较好,工作较为稳定,工作环境更人性一些,劳资关系也更加和谐;而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享受、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要更好些。这种差异,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权利意识、企业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等因素有关。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总体上还比较低,可以通过加强法制保障、提高就业能力等路径,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不同于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2017—2021年河南省乡村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充分考虑遗漏变量和自选择可能导致内生性的情况下，使用社会资本能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间接机制影响农民工工资，且影响程度随务工者受教育年限、务工距离和年龄的变化呈现显著差异；为就业岗位信息搜寻能力较弱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信息，特别是远距离岗位信息，有助于该群体提高工资收入。     

社会资本对就业转型的影响——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本文构建了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影响的实证模型,通过对261份问卷的实证研究并结合案例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社会地位在这二者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程度越高,其感知到的工作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从而对其就业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这为探究社会资本对就业转型的作用机制与"人的要素"供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

就业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因素复杂多样,社会资本是其中的显性因素之一。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降低就业成本、维护合法权益,也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更加全面地发展。然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导致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规模小,存量少,种类单一,同质化严重,严重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提升。因此,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均应作出努力,拓展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种类,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服务。     

农民工代际转换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条件的要求、对城市的认同感、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情结、流动动因、家庭结构、流向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政府应关注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以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经历着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中的主体。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融合的情形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面临着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本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并从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职业自我教育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社会化的具体对策。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农民工就业结构代际差异的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就业结构方面产生了代际差异.农民工就业结构的代际变化表现为两代农民工就业的年龄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造成这种差异的成因有义务教育的普及化等.政府应当采取改革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以促进农民工就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其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农民工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群体的创业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创业意愿不高,在创业类型上更倾向于选择家庭独立创业。其中年龄小、未婚、打工中有管理经历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创业,而对生活比较满意的农民工则倾向于选择不创业。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以及对创业政策的知晓程度等也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在尊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创业的各项扶持政策需有针对性,培育有组织的创业活动,是促进农民工创业的有效选择。     

生存理性及其更替——两代农民工进城心态的转变

文章结合文献分析,认为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务工心态主要是生存理性,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态转变为以发展理性为主;发展理性在社会需求、实现自我层次上高于生存理性,而在贫富分化、社会排斥的容忍度上低于生存理性;由此两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变化,亟需国家与社会的回应.     

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基于浙江省温州市710个农民工样本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了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有44.6%农民工在患病时选择自己买药或不采取任何措施,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就医意向选择的重要因素,高收入、高学历、高层次就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陷和高昂的医疗服务价格抑制了农民工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可及性,农民工在就医意向选择时就近就诊的特征比较明显。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内害提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他们在生活方式、心理态度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文章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探讨新老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的代际比较及其政策完善——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沿海6省市数据

作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城乡居民,且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目前的住房状况如何?基于沿海6省市监测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主要表现为"租住私房",且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维度等三个方面的选项顺序和比例,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别,或者说表现出同质性,即还没有出现代际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独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制订实施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保证农民工在流入地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住房获得的权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体系,使农民工顺利实现向流入地市民身份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建构:基于员工帮助计划视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人的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员工帮助计划通过其直接和间接功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个体融入企业、群体融入社会、子女融入学校,并依次提升其次级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从而形成社区、企业、政府、市场与社会于一体的立体性支持网络,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