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张浚新论

张浚是南宋初年朝野瞩目的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反对妥协投降,为南宋的恢复和振兴尽心竭力,贡献了一生。然而,由于张浚所主持的对金朝军事斗争的失误,使他壮志难酬,加之他与秦桧,岳飞等人的复杂关系,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大褒大贬,众说纷纭。对张浚的思想和行为要联系他生活的时代及其阶级地位进行具体分析。把张浚说成完美的盖世英雄,或把他与秦桧等而论之,都不符合实际。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

洛学在宋室南渡以后的复振是道学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郑伯熊是这一时期洛学复振的重要参与者.郑伯熊以他对洛学所阐发的儒学精神的笃信固守矫治绍兴年间形成的佞谀士见,同时行道济世以求儒效日白于天下,并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传承洛学的主张.他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而呈衰歇的永嘉学术得以重光,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     

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

公元一一三○年九月,南宋川陕主帅张浚集中陕西五路数十万宋兵,在陕西富平同金兵进行决战,史称“富平之战”。这场会战以宋兵惨败告终,并导致了陕西五路的全部失陷。由于川陕战场在宋金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富平之战”对整个宋金战争的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张浚组织这个战役的得失,八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它使南宋永无收复中原之期,“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高宗)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富平之战”是张浚一大罪责。有的则说,富平一战“关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是张浚在抗金斗争中的一大功劳。今天,多数论者对之仍持肯定意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苏轼哲学思想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上开宗立派的文学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代思想界的主要学派——蜀学的领袖,苏轼在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这一点,一些年来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蜀学不但在北宋思想界同关学、洛学、新学一样具有重大影响,是同洛学争夺正宗地位的主要对手,就是到了南宋,朱熹还十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焦循文学代胜说论析

焦循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是从属于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他论学主张兼容并包,不据守,同时又看到各家各派的长处;论文则认识到不同文体各有体制特点,给予词曲以充分重视。但在焦循的思想体系中文学并不独立,其存在意义是经学赋予的。在推重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同时,焦循又认为抒发性情的要求是这种创新的根本动力。他忽视骈文,认为它无根底无性情,重视八股文则由于时代的偏见。焦循的思想渊源有自,后来章太炎、王国维又加以阐扬。但焦、章是从思想体系中推导而来,王则是纯粹的文学立场,所以二者之说同中有异,实为两派观点。     

20年来张炎研究述略

张炎是宋元之交的著名词人。 2 0世纪 80年代以前 ,对于张炎研究者甚少 ,从而成为词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学术界对张炎的关注越来越多 ,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 ,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研究可概括为家世研究、生平研究、词作研究、词学理论研究。这些成就表明张炎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