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论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

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从人身危险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看，在定罪领域把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的根据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危险的。在刑罚裁量时，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不同情况考虑人身危险性因素，充分发挥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     

试论嫖宿幼女犯罪行为的竞合与冲突

由于行为不够独立,法定刑畸轻畸重,嫖宿幼女罪的合理性遭到了怀疑。行为竞合理论认为,嫖宿幼女的行为也是奸淫幼女行为的一种,一方面,其将嫖宿幼女行为的加重情形按《刑法》第236条第3款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论处,非但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能较好地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另一方面,法条竞合犯从一重处的规则也要服从罪刑均衡的要求,不可一概而论。     

司法公正观新议——人身危险性进入司法领域对传统公正观念的冲击

人身危险性是量刑的重要根据之一.对具体犯罪人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时,必须在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不仅是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的需要,而且是实现量刑公正的需要,人身危险性是量刑公正的调节器.人身危险性进入司法领域造成的"同罪异罚"必将严重冲击传统的司法公正观念.     

论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

1997年刑法增设了"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这对有效惩治铁路交通业务过失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罪状、定罪标准、可否由危险犯构成、罪刑均衡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别等诸多方面的相关规定不合理或缺乏具体规定;本罪罪名应概括为"铁路交通肇事罪",罪状应反映特殊业务过失犯罪的性质,定罪标准则须明确"严重后果"并加重处罚以使罪刑均衡,另外也应将本罪与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相近罪名的区别.     

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的分析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国家运用刑罚的意志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毒品犯罪量刑应该考虑几个基本情节 ,刑罚要公正 ,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实质刑法观

形式解释论拘泥于"语义应有射程"原则,忽视体系性考察,导致罪刑不均衡的现象,导致与司法实践的脱节。近年以来,实质化的刑法观对刑法解释论的冲击势不可挡,"开放犯罪构成"、"刑法功利主义"、"风险社会"等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传统解释论的转向。罪刑法定必须满足罪刑均衡的具体要求,二者相互统一;文义解释必须符合体系解释为具体要求,二者一体两面。将罪刑均衡作为实质解释论应当坚守的制约因素,对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对单位行贿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对单位行贿罪是1997刑法中增设的罪名,其立法本身还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本罪的罪名宜修改为对国有单位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当是本罪两种行为方式的共同必备要件。本罪的立案标准也需修改,以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本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一方面对犯本罪的自然人应当增设罚金刑,并宜采用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方式;另一方面对自由刑的配置要增设量刑档次,以实现罪刑相均衡原则。     

从一个判例看中国古代的"不应得为"罪

"不应得为"罪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尤其在唐代更是趋于成熟。文章试图从《龙筋凤髓判》中的一个关于"不应言而上言罪"的典型判例出发,考查中国古代"不应得为"罪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批判作为封建司法制度专横产物的"罪刑擅断主义",从而确认"罪刑法定之原则"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重大作用,进而对这一原则提出反思。     

“携带凶器抢夺”的定性分析

本文从犯罪构成和罪刑均衡两个方面,分析了“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性质,对法律规定将其作为抢劫罪定罪量刑的适当性提出质疑。认为单纯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抢劫,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将此行为依照抢劫罪的刑罚量刑,明显不适当,建议取消该规定。     

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和实务部门对立法上整体和个案本身的罪刑关系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强调罪与刑的相当与均衡,而忽视了同罪个案之间的罪刑关系,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同罪个案判决上的量刑失衡,这种同罪异罚现象的存在不仅给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带来不服,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动摇和怀疑。文章试就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一粗浅的分析,同时着重就如何实现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酌量减轻立法根据论

新中国刑法中的酌量减轻规定直接来源于苏俄刑法典,同时也受到了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日本刑法典等的影响.酌量减轻作为一项有利于被告的量刑制度,具有救济"情轻法重"、健全"轻罚机制"的功能.97刑法属于重刑结构,加之出罪机制不畅,要达致个案公正,尤应充分发挥酌量减轻的补救功能.酌量减轻的规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也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     

罪刑均衡价值观的嬗变探源

本文通过对罪刑均衡的历史性考察 ,分析罪刑均衡的兴与衰以及不同学派所蕴含的不同的价值观。     

“后劳教时代”的人身危险性因素研究

定罪量刑日益重视人身危险性,是刑法发展既重视"行为",也重视"行为人"的必然结果。然而究竟什么是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之间的关系,人身危险性对定罪量刑的实然、应然影响及其法律根据,目前在理论上并不清晰,在实践中标准也不尽一致。人身危险性可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来,例如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主观的再犯可能性与客观的再犯可能性、违法的人身危险性与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在"后劳教"时代,是否需要将原属于劳动教养法规所规定的一些危害行为规定进入刑法,人身危险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因素。刑事责任的追究应当避免过分关注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忽略其社会危害性。     

我国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点及量刑与法律控制——以刑事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恶势力犯罪具有成员相对固定、组织规模较小以及近半数成员有前科劣迹的组织结构特点和实施罪种多元化、侵害法益聚合化的行为特点。同时,恶势力犯罪还具有组织存续时间较短、犯罪事实明确的危害性特点。恶势力犯罪的量刑受是否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组织存续时间等因素影响,其中犯罪人是否属于主犯、是否赔偿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是影响量刑的主要因素。总体而言,恶势力犯罪量刑的罪刑均衡性较低。受恶势力"标签效应"等因素作用,是否立功、是否自首等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微弱。鉴于此,恶势力犯罪的法律控制应坚持打早打小与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并重的方案,应酌量增加量刑影响因素中的法律成分,并准确评价各项影响因素的权重。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化问题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公众所关注的案件,实现量刑的公正、均衡非常重要。但由于该罪立法上的特点,导致在司法工作中量刑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因此,实现该罪的量刑规范化非常必要。应合理设置该罪的量刑基点、基准刑,并适当确定从重、从轻情节。     

论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

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对罪刑均衡原则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