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辨正义到实践正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飞跃

正义作为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正义到底是什么,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解答.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正义理论的梳理、考察和甄别,根据它们思考与解决正义问题的方式,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思辨正义观和实践正义观.而实现从思辨正义向实践正义转向的正义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探析

正义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重要关切.罗尔斯的稳定性论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受人类普遍的道德心理学法则--以德报德的社会本性体现的互惠性法则--支持的正义感;二是诉诸正义与善的契合性而达到对政治正义的理性接受.就后者而言,罗尔斯先是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作为理性接受的唯一理由;而后考虑到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又把康德式的自律观念看成是公民接受政治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也即重叠共识的一部分.重叠共识体现的是公民以不同的方式把政治正义观念与各自的善观念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公民接受政治正义的理由是不同的.罗尔斯的稳定性观念是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性,因此与政治正当性以及公共正当性证明概念密切相关.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浅析

不同学者对正义有不同看法,有的侧重实质正义,有的侧重程序正义,罗尔斯作为新社会契约论的代表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这样,其程序正义思想表现出不同特征,并通过一些具体路径对实现实质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进行中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契约法中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是意志自治原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契约正义为调控契约自由的过度滥用,与契约正义相伴而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各自地位不相同。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肇始于古罗马法;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被绝对化,契约自由即契约正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契约自由受到规制,契约正义也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分配正义与持有正义比较及其启示

正义问题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对正义的探讨不仅关乎其本身，更是在于其背后自由和平等的交锋。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时期，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持有正义还是分配正义的论战不仅是对功利主义的反抗，更带来了不同正义观的碰撞和这种思想讨论下对国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思考。对比罗尔斯和诺齐克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的异同，为我们在其背后寻找一个自由与平等的关节点提供了考量。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及其社会正义的追寻

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是经历了青年黑格尔时期、完成向唯物主义转变时期、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唯物史观确立之后四个阶段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社会承认丧失”的批判、“社会承认诉求”的肯定、“社会承认理想”的憧憬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基本内容。追寻社会正义是马克思社会承认思想的理论旨趣，为实现社会治理正义提供了价值理路，即消除对社会承认的漠视以维护社会正义，优化物质利益关系以保障社会正义，促进制度优化与心灵安顿以实现社会正义。     

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自由的发展——罗尔斯与阿马蒂亚·森的相互影响

正义和发展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作为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更快地发展和更好地实现正义,都是我们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它们分别被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目的是揭示正义与发展这两种基本价值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是罗尔斯和森在长期的学术对话中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思想的产物.正义观和发展观都必须回答什么是人们的真实利益所在,什么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的正义"和"作为自由的发展"恰恰是在基本的利益观上达成了默契.正义和发展都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信念和尊重之上,都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本质力量.     

全球正义研究的兴起及争论

三十多年来,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研究逐渐兴起,个中原因不仅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有思想上的渊源.但是,全球正义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根据学者们不同的观点,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流派;不同流派甚至同一流派的不同学者,对全球正义的概念、可能性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的观点也都不尽相同.     

马克思与“正义”:一个再思考

马克思是在不同层面上处理正义问题的.在纯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架构中,马克思把正义看作是一个附属性的下位概念,但这不足以反映其正义思想之实质.在系于“改变世界”和“革命”之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中,正义作为一条“后台”的线索贯穿于马克思思想推进的始末,以经济事实为依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外于此.从这种正义出发,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自由主义正义范式,认为这一范式由于只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和比较特殊的层面上阐述了人的自由、权利、公平、平等,因而并未在根本上触及使人普遍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最终的结果还是普遍的不正义.如果不谨慎地清理马克思处理正义的层次和语境,既有可能仅仅停留于某一个质点而导致片面、残缺地认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又有可能导致以一种外在于马克思正义的范式来丈量马克思的正义,这更不可能将马克思正义之真实状貌还原出来.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语境中的正义思想

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思考正义的"始源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拜物教批判与正义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同构性.通过拜物教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物的背后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质,进而否定了资本主义正义观的所谓天然性.从拜物教、价值形式与历史过程的关系中,马克思总结出了"正义"的"历史性"特性,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正义观的所谓永恒性.当然,揭穿拜物教将物化的社会关系神秘化和永恒化的意识形态企图,也就容易拨开资本主义正义观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迷雾.通过拜物教批判的语境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确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给予了强烈的正义性谴责,"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