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他的小说没有较强的故事性,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从而使其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同时,作家又总能在小说的"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曾祺对自己在小说文体的散文化上是有着充分自觉的,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文章学视野下的明清小说评点

明清时期,自幼便浸润干八股文章的小说评点家形成了顽固的文章学思维定式,他们往往以文章学视野来观照小说.在尊题意识支配下,他们惯于按题解文而喜欢抱定题目来分析小说的叙事写人艺术.他们的小说评点表现出文法至上的批评倾向,以"合掌"、"断续"、"伏应"、"急脉缓受"、"虚实"等文章学理论来审视小说情节结构,以"代言"、"宾主"等来分析小说人物描写.文法派的出现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重文轻道,注重小说艺术技巧分析,其评点体现出明显的导读意识,并促进了小说在文人中的传播,但其评点文字也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     

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的演变轨迹——从潘建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说开去

中国古代小说在20世纪时来运转,其地位由原先的"不登大雅之堂"跃升为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学术队伍.20世纪的西学东渐不仅提升了古代小说的地位而且决定了古代小说的研究模式.但是,东渐的西学是在西方语境中提炼出来的,用来指导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尤其是文言说部的研究时却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局面.如用虚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这一西方小说的三大要素来研究中国小说的起源、界定中国小说的范围、分析中国小说的特质时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众说纷纭的局面.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中国自身的文学语境、文体特征和文化特点探询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易代小说类型论略

从题材与主题考察,我国古代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最初最根本的类别是易代小说。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历史小说。易代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渊源,明清两朝现存的易代小说共33部。易代小说蕴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国人影响极其深远。对易代小说这一类型进行专门研究能揭示我国历史小说的本质问题,将历史小说的研究引向深入,为历史小说和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论清代文人小说叙事的演进——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清代白话小说在叙事方式上对说书程式进行了多方开掘,对说书情景的戏仿是成就独特的一点,<儿女英雄传>用叙事层次的颠倒内化了小说评点功能;作者变成人物进入故事层,由说书人对其叙述过程进行评价.作书人形象的出现使限制叙事更自然.评点式叙事降低了叙述的权威性,用评点家的"文法"标注出小说的大结构.小说将读者熟悉的通俗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和人物拆解变形,作为组成情节的模块,以表达作者批评意见以及反讽的意味.重复叙事因小说独特的时间结构而来,解决了线性结构与立体的时间和人物的矛盾.     

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叙事话语的比较

"展示"与"叙述"是文学创作的两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判断一部作品的叙事话语是"展示"还是"叙述",一方面要看作者创作时是否尽量将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还要看作者对叙事对象是否进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因为,"展示""属于通过状态、事件的细节性、场景性的表现,并以最有限的叙述者介入为特征的类型",而米兰·昆德拉与中国"新写实"的小说文本恰恰具备了"展示"这种话语类型的文本特征.所以,我们说米兰·昆德拉小说与中国"新写实"小说都是以"展示"为主要话语形式的文本创作,二者在叙述话语上具有可比性:对叙事对象都进行"隐匿式"的文本叙述和细节性与场景性的表现.     

散文理论“文以载道”模式及其在小说理论中的化用

文与道的关系几乎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文以载道”成为普遍应用的思维模式。小说理论以散文理论为母体,既借鉴其概念术语,又移植其观念模式。散文理论的文以载道模式也影响到小说理论,并成为小说理论的核心理念。散文理论文以载道模式的着重点是道,而小说理论文以载道的关注重点却是文,将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之“道”泛化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思想观念。借助这种模式,“文”假“道”威,提升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持此论调的小说理论家们对小说独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规律关注不够。     

印度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创作论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二十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塔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萧红的国际化与国际视野中的萧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勤于变换写作手法的先锋性实验派作家,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常有出人意料之笔.萧红从由鲁迅作序、胡风写读后,发表<生死场>以来,她的结构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结构不坚实"的微词,而她却逆势创作了短篇小说<手>、<家族以外的人>、<小城三月>,结构完美地无可挑剔.40年代,茅盾掩饰不住对<呼兰河传>的溢美之情,称其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新时期,杨义则进一步将她的小说定位为"诗之小说",称其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     

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

文体上,清前期的剑侠女性沿袭了唐人小说的叙事手法,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这类形象更具可塑性.清末侠女形象渐与烟花粉黛合流.章回小说的侠女分为"英雄儿女类"小说的佳人化侠女与"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妖寒女子.她们的社会身份和性别特质,决定了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婚姻主题.清代小说显示了从剑侠向女性气质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回归的趋势,明清社会妇德观的改变是人物演化的深层原因.     

张爱玲小说现代性探微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作家.她的小说艺术特色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其现代性特质,从对小人物"不飞扬"命运的传奇书写到对情节意象性的表达,从对"不彻底"的平民精神的解读到对国人心理特征的刻画等,貌似规避宏大社会主题,实际上表达了对平凡人性的恢弘考量.     

论中国文人小说的“整—性”

由于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普遍使用,"非整一性"成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小说文体最主要的批评。一般所谓"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按其性质本应分为三类:一是"话本",本质上是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二是"世代累积型"小说,亦本为说唱艺术,但大多经历了明清书商或文人程度不一的编改;三是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文人小说"。故唯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小说,西方学者的批评仅对应第三类才真正有效。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时本各有其用,在"文人小说"中此类文字在不同作品中,其文本"整一性"也各自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现存所谓"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论自由主义的小说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将小说的发展归因于资产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这一理论认为,"小说在其道德和心理的焦点上,在其生产与分配的工业技术上,在其所要求于读者的个人小天地、闲暇和阅读习惯上,正好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伟大时代相适应."L.特里林与W.J.哈维的著作提出了自由主义哲学与小说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联系.按哈维的说法,小说有一种本能作为其支配中心,即"承认人们在社会中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个别性,同时相信这些特征作为目的本身都是好的",而且它以生存的复杂性为乐,并容许有多种的信念和道德准则.在I.瓦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小说的兴起》中,有着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系统探索,它随意地将中产阶级的发展和18世纪的英国小说联系起来,使这两种看法相结合,表示这种阶级间的相互联系也体现在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的"形式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瓦特从叙述技巧的角度对"形式现实主     

古老模式的现代置换——从两种叙事模式看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的影响

赵树理因其文学创作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而成为解放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纵观其创作就会发现,这主要是继承和革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的结果。文章结合他叙述故事时采用的"才子佳人"和"清官除暴安良"的结构模式论述了古典文学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以《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为中心

类似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也是一种大致类同的情节设置.然而,作家们往往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使这一叙事模式的处理呈现出某种差异性.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上,"外来者"及其下乡一般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担当着合法性论证、权力话语植入和表现英雄成长等功能.     

论"九流十家"的建构历程——从《天下》篇到《汉志》

《汉志》的"九流十家"之说深刻影响着历代学者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理解,但这一观点却并非是对先秦思想的忠实还原,而是基于其时代思潮与自身学术立场所作的理论建构.先秦学者多以人论学而不称家派,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始以家论学,将诸子分为六家,并欲以道家统摄诸子.《汉志》又扩展为"九流十家",将司马谈口中的"道家"降格为"杂家",并以六艺统摄诸子,以"诸子出于王官"说为其羽翼.然据《庄子·天下》篇所论,六艺与诸子并非相互统摄的关系,由此可见《汉志》"以六艺统诸子"的观点是基于其时代立场所作出的理论建构.     

辛亥时期女性形象书写与女性公共空间的展开——评析陆士谔《血泪黄花》

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促进小说的现代转型,而且为女性公共空间的开展带来契机。陆士谔《血泪黄花》最早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全景,对辛亥革命在促进现代小说形式的生成、辛亥革命与新女性尤其是女性公共空间的开展都有所探索。小说对正面人物尤其是新女性的形象塑造、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创造、在描绘家庭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上,都对此后革命"史诗"小说具有启示意义。     

理智与欲望的冲突——唐人小说中帝王形象的文化透视

唐人小说以相当的篇幅塑造了隋唐时期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其中隋炀帝、唐太宗和唐玄宗三者最为典型,各有其代表性.隋炀帝是纵欲亡国之君,唐太宗为英明创业之主,唐玄宗则前后期各居其半.三人的共性特征是皆绝顶聪明,其成为明君与昏君的关键就在于;在理智和欲望的冲突、碰撞中,何者取得主导地位.唐代士人以鲜明的形象、生动的情节、传神的细节等小说艺术强化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唐人小说中的一系列帝王形象典型.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艾丽丝·蒙罗小说中的叙事结构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艾丽丝·蒙罗小说的叙事结构故事 :抽象的叙事结构和具体的叙事结构。前者是指潜在的、可资分析的、能够生成众多叙事作品的普遍结构 ,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提出“逻辑说” ,叙事学家格雷玛斯则从语义学的角度 ,提出了“角色模式” ;后者是指叙事作品中的情节的安排 ,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 ,其小说的叙事结构可分为三种 ,即对比结构、倒叙结构和开放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