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刍议

《唐·新罗·日本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对“突厥”、“琉球”、新罗统一“三国”、唐太宗征高句丽的战争胜利与失败、新罗与中国的交往、百济两个国王的名字等问题的认识与提法值得再探讨     

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与唐朝同时代的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积极借鉴唐朝佛教发展的成果,创立了与唐朝类似的宗教派别,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新罗佛教在朝鲜佛教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并且,新罗在汉字、汉文学、天文学、印刷术、建筑风格、雕塑绘画艺术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烙印。     

朝鲜诗人李尚迪的思想文化特征

李尚迪是朝鲜纯祖至高宗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他的思想文化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即正统的儒家思想观,边缘化的人生取向,"问学"的文化选择,慕华思想与个人的情感空间.     

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

学术界一直将唐朝登州、莱州、密州 (现在皆属山东省 )等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和“新罗院”、“新罗馆”以及高句丽人、百济人等都纳入到新罗侨民的范围来考察 ,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从现有资料看 ,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形成于九世纪初 ,其一在于李正己祖孙三代在承袭淄青镇节度使之时大肆掠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婢 ,使很多新罗人得以进入中国 ;其二由于唐朝在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对新罗奴婢所采取的解放政策 ,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 ;其三因为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的活动 ,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并促进了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不过 ,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并不存在治外法权。而从淄青镇割据势力李氏家族的高句丽人背景观察 ,说明朝鲜半岛在三国统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固有国家意识     

论唐代汉文化向新罗的传播

唐朝时期,汉文化发展至顶峰,向海外传播和辐射的力度亦变得空前强大。新罗是朝鲜半岛国家中与唐朝关系最为特殊的国家,双方不仅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更是超越了前代以及同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和政权。新罗对以盛唐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追慕、借鉴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全面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罗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于日本列岛,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与新罗乐舞

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再参之以考古资料,考述了来自于中亚西域的哪乐舞,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再流传到新罗的情况.认为竖箜篌、筚篥、五弦琵琶、义觜笛、齐鼓、担鼓等乐器以及<柘枝舞>、<春莺啭>、<大面>、<倾杯乐>等乐舞,都流传到了新罗,并对新罗乐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又指出这些乐器与乐舞传到朝鲜半岛后,经过了当地人民的改造,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有的已发展成为其"乡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兀氏诗人余阙的授徒及其影响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吴去疾、杨偁、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在志行节操和艺文风格方面深受余阙影响,其师生关系兼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的新罗奴问题始末

唐中后期新罗籍奴婢一度被唐朝社会广泛使用,该现象受到新罗和唐的共同关注,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与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均为罕见。在海盗劫卖的表象背后,自然灾害是引起此现象的导因,而较强的国力、政府的重视以及种族、文化背景的认同是新罗奴问题顺利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存在于唐朝的昆仑奴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宋八家词人考略

宋代陈旉、严抑、赵汝恂、倪翼周、胡文卿、郑达可、臞翁、应灋孙等八位词人的生活年代和里籍等情况,历来不明。经勾沉载籍,考知陈旉(1076—1149后)为南北宋之交人,以布衣终老;严抑(1108?-1156),建炎二年(1128)进士,历官至权工部侍郎,知信州;赵汝恂,宗室子,孝宗时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倪翼周,即倪民献,福建罗源人,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胡文卿,孝宗时浙江余姚人;郑达可,福建莆田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以上舍释褐入仕;臞翁,即南宋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敖陶孙(1154-1227);应灋孙,理宗时浙江舟山人,仕至承议郎。     

唐传奇中的"胡僧"形象与唐代的多元性文化

唐代传奇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胡僧"形象,这些形象一般都具有神异的妖术变化能力和鲜明的狐妖化等特点.胡僧之所以在唐代文学中数量众多且特点凸显,与中土人士特有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排外心理,唐代宗教发展中的佛道相争及胡僧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唐代文化开放性与多元性的体现.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的“南朝化”,是由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命题。它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隋、唐初以至北魏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但有待于国家的肯定。     

论唐宋诗人的中秋情怀

岁时节令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唐代,中秋节作为一项民俗节日尚不显,但已有不少以“八月十五”为题的诗歌,内容多为吟咏月色,思乡怀人,深具自然明朗之美;至宋代,中秋节异常兴盛,但与唐代相比,此时中秋诗作的主旨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重在抒发作者的人生体验,表现人生哲理,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的美。唐宋两代诗人中秋情怀的不同及其中秋诗作的各具特色,与两代时代风貌、文化氛围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诗人思想文化性格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