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

荀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正义理论,其基本结构为:仁(爱)→利→义→礼(规范)→乐(和)。其中正义原则是其枢纽。围绕这个中心议题,荀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制度规范(礼)的建构目的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源于仁爱中的从自爱出发的差等之爱;而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则源于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一体之仁;故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根本还是仁爱,其直接根据则是赖以建构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社会正义的最终目标在于社会和谐(乐)。     

《周礼》书名流变考

<周礼>原名<周官>始见于<史记>;王莽居摄年间出于政治变革需要,改<周官>为<周礼>,<周礼>书名始见于<汉书>,在郑玄作<周礼注>后流行于世,成为全经之正名;<周礼>在王莽居摄年间立为礼经后出现异名<周官经>,始见于<汉书>;唐代初年,<周礼>又有异名<周官礼>.<周官>、<周礼>、<周官经>、<周官礼>书名出现之后,在历代书籍中互见错出,但以<周礼>为正名,<周官>是原名,<周官经>、<周官礼>为异名.     

公义语境下的儒家社会正义原则——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近些年来,如何在中国建立社会正义理论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建构尤其重要。黄玉顺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对此,本文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认为应该代之以公私权责对应原则和正当性原则。     

论《诗经》乐章的娱悦性及审美

<诗经>作为具有明确实用目的的雅乐,也是具有艺术审美意义的乐章,不乏审美娱悦性.其审美娱悦性,映射着周代统治者对其实用价值的欲望和追求.因而,周礼"制中"的原则规范着<诗经>的美学取向只能是中和之美.其所体现的中和之美,不仅对于当时及后代的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审美定势在潜移默化中积淀;而且,对于儒家崇尚中和之美的文艺观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诗经>乐章所体现的中和之美的价值论色彩、正确性原则、普遍和谐观以及朴素辩证法之影响,也许永远不会消失.     

"仁"字之起源与初义

甲骨文中尚无"仁"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出现"仁"字.在郭店楚简中,仁的含义已经相当丰富.在<尚书>、<诗经>、<周礼>等汉代以前文献中,仁的含义主要涉及王者为人的品格与德性,爱人、亲人,并能够推之于物.与具体的人事相联系,仁或指一种能够见之于外的美善行为,或指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良好意识.爱人、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是孔子之仁的最基本规定,是儒之为儒的本质所在,也构成了儒家之仁的底线要求.把"爱人"置于仁的核心,也能够充分彰显出儒家伦理人性化、生命化和他者性的基本倾向与主体气质.     

论政府制度正义

政府制度有其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正义"。政府制度正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政府制度的正义性,强调政府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有正义的根据;二是指政府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强调政府正义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政府制度。政府制度正义,需要具有正义感的每个公务员来共同维持,因此,实现政府制度正义离不开公务员个人正义。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孟子正义论新解

孟子正义论的基本观念架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仁是作为所有一切之大本大源的仁爱情感;利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致的利欲及其冲突;知是作为正义直觉或正义感的良知,它渊源于仁爱中的一体之仁;义是正义直觉的伦理原则化、即正义原则,它是一体之仁在特定生活方式下、在差等序列上的推扩作用的结果;智是按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建构的理智活动;礼是通过"别异"而建构的制度规范;乐是通过"和同"而营造的社会和谐.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理性考论

《周礼》将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哲学理念融入司法制度的设计之中,构成了司法制度的合理内核。秋官、路鼓、肺石、三刺、五听、五戒、五禁、五刑、五罚、九棘、嘉石、圜土等司法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先秦时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理念。《周礼》还将儒家的仁爱、慎刑观念融入司法制度的建构之中,形成了多层级的预防犯罪发生的规范体系。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基于仁善之理念设计的慎刑制度。     

"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就是"民本"政治,而这一传统是由周公奠定其基础的."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人民主权",而不论是现代民权政治,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权政治和皇权政治,都不过是实现这种人民主权的不同方式而已.这种表现形式的变革,又无不基于中国政治哲学传统的正义原则:正当性与适宜性.因此,现代民主应仅仅被视为"民本"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     

"门庭"释义考辨

<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门庭",今一般解作"门前"或"门前和庭院".周掌胜则认为,"门庭"应是"朝廷"的意思.[1]笔者试对此说略陈浅见. 周文指出:"门庭"当为"宫门里的庭院","是大臣参拜君王的处所,故可将其概括为朝廷."又言,诸侯宫殿的库门与雉门之间有块宽阔空地,"它是群臣朝见君主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朝廷".这样简单推论,失之草率.西周诸侯的宫廷是三门三朝制,三朝即外朝、正朝(治朝)、内朝(燕朝).诸侯上朝、议政理事之处在正朝,即治朝.<周礼·天官·大宰>:"大宰,王眡(视)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周礼·夏官·司士>:"正朝仪之位."郑玄注:"此王日视朝事于路门外之位."这种格局到战国则发生了变化,国君议事朝会地点开始由正朝(治朝)移至内朝(燕朝),各诸侯周已普遍路寝听政.[2](P977)其时,原属内朝、路寝中君王居处燕息、聚议家事、祭祀婚庆的宫室庭堂,兼做了诸侯听政议事之所.古代的"堂"是建在一定高度的台基之上的.<释名·释宫室>:"堂犹堂堂,高显貌也."<礼记·礼器>:"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时有"堂上"、"堂下"、"升堂"之言,不乏君王在堂上办公议事、宴饮娱乐等公私兼顾的记载.例如: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现代公民行政公益诉权的链接与融通

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行政公益诉权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有融通.集体主义与伦理法文化、"治吏不治民"之制度传统所蕴含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古代"义利观"所包含的社会正义思想、和谐理念与文化,以及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制度内在和谐之要求,都赋予公民行政公益诉权以正当性.     

后现代文明与儒教的宗教性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平、富足与和谐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中华文化与普世价值

这是以儒学与基督教间文明对话为内容的第二次笔谈。霍普金斯先生指出,从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可以提炼出三种值得学习的类型,即和平、富足、和谐。何光沪先生指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最基本或最低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和平、公平、诚信、友善",中间层次即精神层次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最高层次即宇宙层次的普世价值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崔英辰先生认为,"从近代向脱近代"这一时代转换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都渗透着对宗教的认识,这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西方基督教神学排他性的真理观,并探索新的宗教观。黄玉顺先生倡导"生活儒学"和"中国正义论"。中国正义论的理论结构是: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性→制度→和谐,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义"的诠释,提出两条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2)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准则、地宜性准则)。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师古以用今:李觏对儒家经典的解读

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周礼》"八议之辟"考论

《周礼》中的"八议"制度应形成于战国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存在如此系统的规定,不排除《周礼》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完善的可能。"八议"制度是贵族官吏司法特权的集中表现,对中国后世的法律制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