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言教育边缘化的开端：白话文如何进入国民学校

1920年初,在政府和新文化派精英的共同“运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终将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这标志着白话文以“国语”的合法身份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同时亦是文言教育传统的衰落和边缘化的开始。     

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性与传统

本文考察了现代白话作为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对传统性的继承借鉴为个案来揭示现代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文章认为,胡适以传统白话为主体重建了现代白话系统,其理论促进了文言词汇及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化。“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中断传统文化,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人的发现"和五四白话诗的语言观

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诗界革命"的基础上,五四白话新诗的"尝试者"们首先选择以语言变革为突破口,颠覆了文言权力话语,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但先驱者们自觉承担的启蒙使命,又使他们难以坚守最初的形式主义立场.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以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为例

我国类型众多的农业文化遗产,是构成中华民俗文化的基石,也是社群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的标志符号.据"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考察显示,文化资本形成初期,传统技艺经历了长子继承式、多子继承式、宗族共享式、社区共有式等多种方式,适应了传统技术保密和文化资本私密使用的需要.当传统技术进入"区域共有"模式后,需要对社群成员的权益进行"身份认同"的识别,以维护利益共同体"文化资本"的使用权益.其利益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包括共同的神祇膜拜、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经营组织、共同的技术交流暗语等方面.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资本,在历史传递交换中实现再生产,发生了增溢、配置、扩散以及转化的嬗变,同时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离开文化母体文学能走多远——对"言文合一"运动的重新思考

新文学写作出现的若干问题,如作者文学素养的缺失、文学语言的鄙俗化、对西方文学资源的过度信赖等问题,都与二十世纪初的"言文合一"运动有关.以白话文替代文言后,丧失了传统文化资源的新文学写作必然会出现畸形症状."言文合一"运动与传统决裂对中国文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后,开始凸现.     

学术研宄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读《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

<正>2015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走过百年历程。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一环,白话文运动也已百年。提到白话文运动,人们总是过多地将视角聚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历史时段,而对于白话文为何发生以及何以发生却鲜有提及。没有晚清,哪来"五四",这一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著名论断也显现出了清末民初这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段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天津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