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化视野中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政府权力分散化和社会福利民营化,在理论上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非营利组织"这一概念在西方有着特殊的指涉,而在我国却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它们将在促进就业以及养老保障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能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论韩国非政府组织在外籍劳工管理中的作用

韩国的非政府组织较为发达 ,种类繁多 ,其中 ,“外国人劳动者支援团体”在韩国外籍劳工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积极地维护韩国的外籍劳工的基本人权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它们是韩国外籍劳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影响韩国的外籍劳工政策方面的作用有限     

从契约法的角度看劳工的地位

契约创造剩余价值，劳动只是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但这绝不意味着劳工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契约法应当鼓励交易，因为契约创造价值。这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１９９９年被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虽然制定于８０年代初，但它对于契约法的这一基本常识并未忽略，因为它规定了一个“平等互利”原则。所谓“平等互利”，也就是经济学界所常说的“双赢”。契约的法律效力之所以得到承认，原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假设：每一个理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平等的双方自由地订立合同的结果，理所应当地被认为…     

体面劳动何以可能？——由富士康跳楼事件反思单向度的劳工福利

富士康跳楼事件所引发的劳资两伤局面表明富士康的劳工福利存在严重问题。依照体面劳动的标准,富士康的劳工福利在福利供应、福利内容以及福利获得三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单向度＂特征,而其根源就在于＂过度的市场化＂。富士康若要走出困境,就要在其劳工福利改革中注入可以抵消市场化负面影响的平衡性因素。     

中国职业福利发展道路的反思与前瞻

中国职业福利在建国后60年来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计划统包向市场调节的转变.长期以来,职业福利的发展演变一直处于定位不准和规制滞后的状态,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在今后发展中,应当从保障和福利两个层面厘清职业福利的发展定位,建立必要的发展规制,使其能够沿着符合自身属性的轨道健康发展,在国家福利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非营利组织介入福利治理的理论思考及路径重塑

福利国家之后的福利改革突破了传统的二元供给范式,向福利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转变,非营利组织作为重要的供给主体被推崇,福利多元主义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厘清分权的难题、范式的迷雾以及社会领域的假定几个问题。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治理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互动原则、组织建设与能力建设原则等,构建与我国情境相适应的福利多元化参与。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对传统劳工组织的统战策略研究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劳工组织、同乡会等成为中国社会组织中不容小觑的存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走向有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诞生以来便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对传统劳工组织的利用与改造,从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构建

处理和协调劳资关系,消解群体性劳资事件带来的社会秩序失衡,需要我国政府根据劳动关系转型的客观情况,构建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当前集体劳动关系劳方主体权利缺失、集体合同形式化严重、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缺乏程序性规则以及政府在协调处理中的角色错位等状况下,建立以"劳工三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关系主体的权利制度、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规范体系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预防劳资矛盾是应对之策。     

收益抑或损伤:我国农民工的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外流浪潮,中西部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大范围的劳动力区域回流现象.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归咎于身份认同、家庭照顾或经济危机等外部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忽视了其内生性因素.本研究基于全国7个城市2361名农民工的调查,试图揭示农民工区域回流与职业福利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回流农民工的职业福利虽然同比外流农民工仍然存在整体劣势,但是部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区域回流吸引力,新生代农民工业已成为区域回流的主体影响人群.研究认为,未来政策应当深化外流农民工的职业保障体系,提升中西部企业的职业保障能力,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职业福利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欧洲福利国家扩张与公共财政赤字的关联性探讨

社会保障财政失衡是福利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日益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在债务危机期间相对明显。这种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年度差异和阶段性差异,而且与社会保障成本的负担结构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公共社会保障支出表现出收敛特征,但其财政失衡的分化特征同样明显。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多重挑战,我国应尽量缓解人口老龄化速度,形成柔性的实际和法定退休机制,并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成本共担机制。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组织制度因素分析

组织制度是影响员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一项重要因素.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职位资源配置框架下进行的.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深入,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与控制逐渐弱化,依据市场规则进行内部职位资源的配置逐渐成为主要手段,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也发生变化.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其行动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于组织制度分析与群体博弈基础上的可行性判断,这种判断来源于组织制度中的职位价值体系、职位分析体系和职位供给体系.     

第三部门对我国社会保障的作用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三部门迅速得到发展.西方国家福利多元化的经验说明第三部门对我国社会保障发挥作用是可能的,而克服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缺陷则必须要求我国第三部门的参与.当前我国第三部门对社会保障主要在补充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扩充社会保障资金、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政党制度与中国协商民主研究——基于政权组织形式的视角

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分裂、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政党制度的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视角,就是社会、制度和政党背后所体现的政权组织原则和政权组织形式,它们对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我国以政党制度和协商民主建设巩固议行合一,实现了三者的相互契合与相互支持,从而巩固了我国的政治体系.     

组织社会化策略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组织社会化对新员工具有长期的巨大影响.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社会化过程中新员工所扮演的角色,鲜有关于社会化对女性职业发展影响的研究.本文将从组织社会化策略研究入手,探讨情景维度、内容维度和社会维度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到六项研究结论,最后提出了社会化策略与女性职业发展的未来研究方向.     

论转型期自下而上式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基于深圳先端的个案分析

近几年来华南地区多个企业因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进而发生停工事件。虽然集体协商是国家解决工资增长问题的主要制度安排,但现实中协商多自上而下推动,流于形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尤其是人口结构以及劳动者主体结构变化,工作场所产业关系变化,自下而上由劳资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可能。深圳先端企业工会代表性增强,使其能真正代表工人提出工资增长诉求,在资方理解和尊重下,通过协商解决工资增长问题成为劳资共识和制度选择。工资集体协商不仅解决了工人工资增长诉求问题,避免可能的停工事件,而且推动企业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生产效率提升。     

动态的组织能力及其生成机制探析

动态能力理论的提出与企业对持续竞争优势的追求直接相关,对动态能力的生成机制及其组织要求的探讨有助于研究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对核心能力、动态能力与动态竞争优势等概念的辨析,可以得出动态能力本质上是动态的组织能力这一命题。动态的组织能力的生成或培养需要企业构建适应动态竞争要求的组织机制,而这种组织机制至少由环境感知机制、学习吸收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三部分构成。     

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类型化研究

党的组织配置制度是有关党的组织结构设置与党的组织职权配置准则、规范的统称,是党的组织法规在规范党组织内外之间、组织与成员之间垂直、平行、交叉等各类关系经验的总结。在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的类型中,党内职权关系由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纵向隶属关系、以组织分工为基础的横向平权关系以及游离于其间大量的交互关系构成;党外职权关系由以嵌入式理论为基础的党组制度、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党群密切联系机制构成。优化党的组织配置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稳步高效运行,应全面衡量党组织职权与职责、党员权利与义务、党组织权力与党员权利、组织纪律与党内自由等因素,坚守党内理论信仰、规范党的组织法规以及健全多元监督机制。     

协调机制演进和企业组织的起源

企业组织仅仅是人类社会生产组织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形态。从演化的角度看,生产组织经历了家庭组织--契约组织--企业组织的演化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将不断演变,企业形态这种生产组织本身也将让位于其他组织形态。要考察生产组织的演变,就必须探究人类社会协调机制的演变轨迹,因为组织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的产物,这也是企业组织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