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元稹“变节”真相

元稹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唐诗大变的主盟者之一,也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重要领导者,理应与白居易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无稹因所谓“变节”问题,蒙受不白之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有人找到了元稹“变节”原因,进一步肯定了元稹的“变节”问题(见《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元稹“变节”真相》,以下简称《真相》,并见齐鲁出版社1980年6月版《元稹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元稹》)。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论中唐艳情诗的勃兴

继盛唐之音出现的中唐诗歌,是以其丰富多采的变化来显示自己的实绩和特色,并在古典诗歌史上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章的。这其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变化的,乃是活跃于贞元到长庆诗坛的元稹、白居易,所以清人冯班说:“诗至贞元、长庆,古今一大变。”(《钝吟杂录》)元白的“大变”,不仅表现为诗风的平易通俗,还表现为对诗境前所未有的极大开拓。正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所述:“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去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这就是说,诗不但可以     

试论杜牧与元白的公案

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痛斥元稹、白居易诗。他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对这一指斥,后人聚讼纷纭,大都以为杜牧所言极不公允。解放后这起公案又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先是郭沫若先生在肯定白居易的“元和体”诗时,同时也非难了杜牧之类“庄士雅人”对白居易的指斥。随后陈友琴先生在《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卷头语》中也认为:“杜牧说这种话,是带有个人意气的”,“是不合理的攻击”;又说:杜牧“把白居易写的关于歌妓方面的东西都当作‘淫     

论元稹江陵诗中的荆楚地域文化特色

元稹贬谪江陵时期,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元和体”诗形成的关键时期。全面考察元稹的诗歌,其贬谪江陵时期的“长篇排律”和“小碎诗章”都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诗作既包含了诗人自己和中唐诗风转变的若干信息,还反映了当时荆楚地方的风习和中原人对该区的认识。     

读元稹《蚁》诗有感

忙里偷闲，偶翻唐诗，读到元稹《蚁》诗时，不禁拍案叫绝。元稹诗曰：“时术功虽细，年深祸亦成。功穿漏江海，蚕食困鲛鲸。敢惮榱梁蠹，深藏柱石倾。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轻。”     

白居易《寄陆补阙》诗考释

白居易《寄陆补阙》诗中的陆某 ,文学界一直以为“名不详”。其实 ,这位陆补阙 ,就是与白居易、元稹同登贞元十九年吏部科目选科的陆复礼。由于元稹《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诗注将其姓名误作“李复礼”,于是后人对陆补阙是谁也就不得而知了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白居易及其文学主张

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光辉人物。不仅因为他有大量诗歌流传巾外,而名列青史,就是他的文学主张对当时对后世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和元稹等人所创立的“元和体”更为史家所称颂为“通俗派”的代表,白派诗人都奉为圭臬。白居易毕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他先后把自己的诗歌编辑过三次。第一次在长庆年间,由他的好友元稹收集并作序,共辑五十卷,题为《白氏长庆集》。后又次第编出两集,二十五卷。合为七十五卷。现已亡佚四卷,仅存诗二千八百零六首。他选出了七百多首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他最矜重的是自己的讽谕诗,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也正是这一部分。其他诗类对后代也不无影响。著名的《琵琶行》、《长     

杜牧与“元和体诗”

杜牧在文学主张上与元稹、白居易十分相近,但是他对元白又极为不满,刘“元和体诗”深恶而痛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值得研究。 白居易当文宗大和九年时,为避郑注、李训之祸赴洛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碰巧的是杜牧于是年秋也为免祸,由长安监察御史移疚分司东都,两人同在一城,却不见有任何交游之迹,虽然他们同时都与牛僧孺有很深的交情。就在这一年,杜牧与李戡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即成至友。李戡曾对杜牧说起对元白诗的看法,有云:     

令狐楚年谱简编

令狐楚是唐代宰相之一,曾数领诸镇节度,颇有政绩。他又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骈文作家,白居易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称之为“今日文章主”,史官则谓：“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旧唐书·元稹传》）他曾有《漆奁集》１３０卷,《全唐诗》录存其诗１卷近６０首,《全唐文》辑存其文５卷约１４０篇。他不仅“夜半授衣”培育了李商隐,而且与当时诗人张籍、王建、刘禹锡、李逢吉、白居易、贾岛等广为酬唱,更以奉诏纂进《元和御览》导引一代诗风。令狐楚的文学史地位是特别的,但又是为学术界所忽略的。本《年谱》侧重于令狐楚之仕历浮沉、文学交游、作品系年诸项,受篇幅限制,且为《简编》,意在对展开令狐楚之研究有所推动     

令狐楚表荐张祜时间考

中晚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张祜一生落魄,其生平人们所知不多。但在他的一生中,却也有一段盛传于诗坛的遭遇,这就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所载的令狐楚表荐张祜、而为元稹谗毁罢归的经历: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固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领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

元白通江唱和,历来备受重视。如《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即云:“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不以效千里为远”,“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但元白通江唱和真相如何,具体细节又怎样,却从来无人道及。近年出版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以下简称《年谱》)将元稹通州任内所有酬答白居易的诗篇,根据白居易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限于篇幅,恕不引录)。这种按年逐月的诗文系年,给人们的     

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

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写政治讽谕诗早于白居易;《新题乐府》、《乐府古题》的政治内涵;《连昌宫词》的政治讽刺意味。其总体成就虽略逊白居易一筹,但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能与白居易相肩随者,也只有元稹一人而已。     

唐代诗人与进士科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诗人辈出,在《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者就有二百四十三人。明代“搜括唐诗,用力最剧”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一书中,列举其中早慧者不过二十人。这些神童后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只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骆宾王、王维、李贺、元稹等,也不到其中的一半。这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实属极少数。这些诗人早熟的故事常为后人所赞叹和颂扬,至今不衰。这虽然有助于启发后人尽早发现和培养人才,有助于启发我们探讨快出人才的教育课题,但它也可能掩     

白居易《策林序》考释

白居易备考制举的时间上限不是“元和初”而是永贞元年冬,备考时段亦不是“累月”而应是比之更长的时间。白氏“罢校书郎”的因由乃三年任满后自行解职,其“应制举”的动机在于缩短选限并享受制举登第的好处。《策林》七十五门非元稹与白居易合作共制的作品,其著作权完全归属白居易。白居易以第四名、乙等的成绩中考;登第后所授之周至县尉乃较常人为上的美职,这为其日后进身朝廷打下了基础。     

孟郊新探三题

孟郊的文学活动是在代宗大历初至宪宗元和九年间。按《唐诗品汇》的分期,“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其间53年。孟郊经历前48年。中唐以元和元年为界可分前、后二期,这是探索孟郊在唐诗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时间标界。在中唐前期,即大历贞元年间,诗坛变化有三点值得重申:一是在大历前后,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相继逝世,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李绅、自唐易、柳宗元、元稹相继出生。这是一个诗坛处在新老交替的时期。此耐盂郊已步入诗坛;二是安史大乱后,多数文人梦幻太平,十才子创作多为骨卑气弱,粉饰升平之作,诗坛淫靡     

元稹评价纵览

元稹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历史已充分肯定其对中唐文学的重要贡献。但千年以来,对元稹的评价众说纷纭,毁誉不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否定论日渐成为主流,“人品卑劣”、“诗歌晦涩”等等,几乎是近世各种研究专著的共同结论。本文则企图追踪研究元稹的历史,剖析其发展演变之轨迹,意在从另一角度蠡探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本来面貌。一、同时代人的赞誉与攻击扬名四海,留芳百世,是绝大多数封建文人的人生追求。元稹自然亦是如此。但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里,要实现这个愿望又谈何容易!元稹为实现“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的政治理想,做了不少有益国家和人民的好事,这虽然受到百姓的赞誉、朋辈的肯定,但也必然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     

《长恨歌》研究三题

《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叙事艺术的比较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同是唐诗中的叙事名篇。这两首诗都以牵系着唐帝国命运的安史之乱为背景,综括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荒淫误国而导致社会变乱的史实,因而有不同程度的讽谕或垂戒之意。很显显,元、白二诗都受了中唐时期已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小说——传奇的影响,善于进行艺术虚构,既植根于历史土壤,又不囿于历史事实。《长恨歌》写马嵬之变时杨妃与玄宗生离死别的一幕,一个“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回看血泪相和流”,已经是对历史的“改装”,——只要我们读一下《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的有关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一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