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前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与日本的革新

唐前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由于唐文化的发达与辉煌,对古代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大促进了古代日本的文明进程。本文以唐前期中日两国的时代特征和经济文化交流为中心,论述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巨大变革。     

南北朝时期朝贡关系对高句丽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南朝、北朝双方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大密度的朝贡往来,不仅使高句丽与南、北朝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而且也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这对促进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浅析江户前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江户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规模空前,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但是该时期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明清中日交流,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该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论述该时期文化交流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和意义。     

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看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

本文从东北亚文化地志的角度，探讨了中俄东部边疆地带文化交流的理论基础、历史脉胳及现实诸问题。指出，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从理论上讲理应大有可为，然而既往的历史则表明双方在此地带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新的时代要求中俄双方就其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作积极主动的努力。文化交流既是政治经济交流的前提，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结果。中俄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对东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殖民地时代北美东部林地印第安人与白人礼物互赠活动及其意义

交换礼物是印第安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殖民地时代,随着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交流的深入,双方创造出一些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礼仪,赋予其“共同意义”。印第安文化中的礼物赠予习俗逐渐为殖民地白人接受,成为双方交往的重要礼节。这种礼物互赠活动不仅有助于双方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而且对双方关系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海陕两岸史学界关于武汉政府的研究

武汉政府时期是早期国共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国共双方的冲突趋向尖锐化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国内史学界多有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由于武汉政府是国共双方走向决裂的产物,所以,台湾学者在对这一时期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多有不同意见。本文仅就有关问题来介绍双方的研究情况,希望能对现代史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元末明初中国移民朝鲜半岛研究

元明交替之时正是朝鲜半岛高丽向朝鲜王朝过渡之际。此间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体现了中朝双方的利益之争与封贡关系的重构。移民历程分为三个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时期,元朝—高丽封贡体制破坏、元明交替时期,明朝—朝鲜封贡体制时期。每一时期移民的原因、类型、进程都极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红巾军进入朝鲜半岛在客观上削弱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女真族部落进入高丽,最终促使李成桂势力崛起与朝鲜王朝建立;移民促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元代理学影响下的正统论

正统观念是中国传统历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合法性、古代夷夏之辨等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急欲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同时元朝也需要为招揽汉族士人入仕排除障碍。夹杂着理学思想的正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新特色,融入了天理、文化理念,既维护了元朝政权合法性,客观上也保护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     

13世纪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13至14世纪,欧洲的一些传教士和商人来到蒙古地区,留下了许多记录当时蒙古情况的书信和游记。通过对13至14世纪欧洲人游记、书信中的蒙古人形象的分析,探求这一时期欧洲人游记、书信中蒙古人形象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简明藏蒙词典》的梗概

《简明藏蒙词典》(藏语:《Rtogs Cars La Ba》)是18世纪上半叶在北京编纂而成的,并用木刻术方法在北京出版。在这一时期,蒙古人从藏文翻译过来的材料特别多,这部词典就是适应培养翻译人员的需要而出版的。该词典是有知识的蒙古人所十分熟悉的,并且成为后来出版的一些蒙藏词典例如1838年由兰占巴·阿旺丹达尔编纂的词典(蒙古语:《Saran-ugerel》)的依据。科学院院士施密特在编纂第一部藏俄词典时以及O·M·科瓦列夫斯基在编纂三卷本的蒙俄法词典时,都曾利用过《简明藏蒙词典》。     

罟罟冠形制考

蒙古族服饰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曾于 13世纪建立过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人服饰 ,其发展和变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罟罟冠”是蒙元时期蒙古人服饰的典型代表 ,成为贵妇们的普通帽冠。罟罟冠的形制随地区不同而异 ,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别。     

龟兹佛教艺术与阿艾石窟壁画

龟兹是古代西域佛教较兴盛的地方 ,开凿石窟是龟兹佛教艺术的重要形式。龟兹佛教石窟有其主要内容和特点 ,阿艾石窟则表现出深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 ,是这一时期龟兹地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清末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的摩擦和冲突

自1896年近代首批留学生赴日至1912年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整个清末时期赴日留学生的人数超过10万人。留学生赴日后与日本社会展开了全面的接触,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国民急剧膨胀的民族优越感、双方不同的生活习惯、留学生日语水平较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双方的交流渠道并不通畅,留学生也对留学生活颇具强烈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这也是近代留学史上"留日反日"现象的重要原因。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试析两宋时期盟约的制定与履行

在10世纪-13世纪,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周边政权多次通过缔结盟约的方式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时期的盟约在很大程度上对缔约双方都有约束力。在围绕盟约展开的谈判、缔结、履行、解释、修订及终止等活动中,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双方愿意签订盟约的基础是实力相当。而盟约得以长期履行的动力并不是对灭族亡国式誓词的畏惧,而是双方出于利益的考量。     

关于古代中印精神文化传播逆差的反思

古代中印精神文化交流存在明显的传播逆差,这种现象是由古代中印双方各自的文化特点、软实力状况以及佛教传播的特殊性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古代中印精神文化交流虽然比例失衡,但文化传播使中印双方都在多个层面受益,并非只有利于传播方,而不利于接受方,或者相反。这种传播没有产生"操控"意义上的"益处",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值得反思和检讨。中印双方应该在将来的文化交流实践中自觉地克服各种思维定式,更好地运用跨文化传播机制。     

书评二则

一、《蒙古人与马穆鲁克人：马穆鲁克—伊尔汗王朝战争（1260—1281）》（MongolsandMamluks:TheMumluk-IlkhanidWar,1260—1281），鲁万·阿米泰—普雷斯著（ReuvenAmitai—periss）著。剑桥伊斯兰文明研究丛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共212页，附黑白插图3幅、地国8幅。对于伊朗蒙古伊尔汗同马穆鲁克政体双方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十字军东侵的史学家、蒙古地区以及近东穆斯林早已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双方关系中复杂的外交和军事问题几乎很少作出令人满意的阐述。长期以来，这是一项空白，它导致了诸多似是而非的有争议的假想。…     

“西学东渐”与中国学在西方的兴起

近代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表明,文化屏障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双方之间的交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就此形同陌路,难以调和。因为冲突中恰恰还存在着沟通。本文拟从与上述结论相悖的视角,来谈谈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别一个侧面,即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各自对此所持的态度问题。     

外国势力与清末新政时期口岸地区教育现代化——以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教育改革。作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口岸地区的教育现代化开始加速推进,大量的新式学堂在这一时期成立。口岸地区的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师资情况及办学经费来源方面,都表现出了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外国势力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外国政府及教会势力的介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口岸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