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胡安国对程颐《春秋传》的继承与发展

在宋代《春秋》学中,程颐承上启下,对胡安国影响甚深。通过对两部《春秋传》的比较,可见胡著对程著存在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胡安国对程颐多有引申和发挥。胡氏《春秋》学 大纲本诸程氏,在其基础上又有所深化,义理愈加精微严密,实有后出转精之意。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理欲观研究

胡安国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以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来解说《春秋》中的是非善恶冲突。他把《春秋》纳入理学的体系,立三纲以存天理,同时把＂攘夷＂提升到伸张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让人们在遵循封建礼仪道德的基础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理欲观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作了理论辩护。     

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胡安国《春秋传》宗庙礼制之经世功用

宗庙是承载庙祭教化的祭享之所，宗庙文化是儒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春秋》向来尊严庙制，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宗庙有一系列的解读，凸显出鲜明的经世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承二程义理之学，以“理”释礼，因象明礼，使《春秋传》成为宋代春秋学由神秘思维转向义理解经的关键著作；第二，扬《春秋》万世之法，正君臣父子夫妇之名；第三，秉《春秋》大义，全君臣恩礼，在尊君抑臣的思想中并非一味压制臣下而讲恩义；第四，彰圣王之道，以民为本，提醒君主勤政修德。其精心诠释的理学思想、正名思想、尊君思想、民本思想对南宋走向中兴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史上独放异彩。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对此作一些探索,显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四方各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论     

清代《左传》经学与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考试中,惟《春秋》一经采用古注——《左传》。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废弃宋胡安国《春秋传》,起用《左传》,不是因为乾嘉汉学的影响,而是胡传不为清初帝王所喜,不得不废,与此相反,《左传》一直以来受帝王的喜爱。引导清廷废弃胡传的引子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的"删节本经书"一案。     

《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论赵汸及其《春秋》学

元末徽州学者赵汸在老师黄泽的启发下,专攻《春秋》,先后撰成五部专著,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春秋》学体系。他的《春秋》研究纠正了前人重褒贬的所谓"书法"问题,或主张《春秋》仅是"实录"两种倾向。他另辟蹊径,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探求《春秋》大义,代表作是《春秋属辞》。由此可知其《春秋》学具有经义辨析和史学考证并兼的特色,在当时被誉为"发千古不传之秘",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清代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便由此而起。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