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俄狄帕的当代荒原历险记──试论托马斯·品钦对追寻叙事模式的运用

“追寻”这一传统的叙事模式，在托马斯·品钦的独特诠释下，呈现出全新的象征寓意与现实特征。《拍卖第四十九批》的叙事背景和人物范式极好地体现了品钦对追寻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从“道之文”到“文之道”——《文心雕龙》“文道”之释义

《文心雕龙》通过对民族文化“原点”的追寻,经由对多种文化形态的融化与扬弃的“通变”,完成了从“道之文”向“文之道”的转换,最终重构了以“文道”为核心,由文学本质本原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一浓缩于“文之枢纽”对“文道”的论述,不仅确证《文心雕龙》的时代中国人文学意识的觉醒,而且启示我们恪守文学理论的文性品位,此为刘氏体系“重构”的根本之所在。     

《格斯尔》“地狱救母”故事的母题分析

“地狱救母”故事历史悠久,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间故事中,而《格斯尔》作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是蒙古族“地狱救母”故事的典型代表。本文重点探讨《格斯尔》“地狱救母”故事的母题,从“入地狱”母题、“追寻”母题、“轮回转生”母题三个层面梳理“地狱救母”故事的基本叙事结构,并进一步阐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梦"与"境遇":对《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上)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 ,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 ,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和《彷徨》进行重新解读 ,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与追寻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民族自白——评泰国新浪潮电影《最后的木琴师》

21世纪,在全球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泰国面临着外部文化异化和内部文化失根的双重危机,并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新浪潮电影热潮.《最后的木琴师》（2004）是泰国21世纪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之作,以个人命运演绎民族寓言、追寻文化之根,唤起了泰国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共鸣与热切.该片是后殖民语境下泰国民族自白,是对西方国家东方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编码和程序控制”的反抗,是对泰国被异化的“他者”形象的矫正,对于同样处于文化失根困境和西方异化危机的中国有着启示意义.     

"梦"与"境遇":《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下)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彷徨》进行重新解读,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矛盾与追寻。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对话性的“问—答”原型与《论语》对话性的跨文化探析

对话性是现代跨语言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对话性是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普遍性源于中西认知、思维及语言交流共同的“问—答”原型,而两种文化对原型要素的不同彰显塑造了不同的对话形态.孔子的《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作为中西文化的经典,以独特的言说方式诠释了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的对话性观念.从“问—答”原型与其衍生关系对《论语》文本对话性结构进行跨文化探析,它所彰显的独特主体间关系、知识传播方式、思维模式及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得到了新的解释.     

家园的追寻--《红楼梦》与《飘》的比较

《红楼梦》与《飘》都蕴涵着家园追寻的母题。面对身体和精神的放逐,“水男儿”贾宝玉退守大观园,审美化地建筑起身体的家园,又用林黛玉的知己之爱营造起精神的家园。当这两个“此岸”家园毁灭后,贾宝玉升入“庄禅”的“彼岸”家园,以求得向上的解脱。而“女海盗”斯卡利特则冲入亚特兰大,征服般地建构起身体的家园,并用瑞特.巴特勒的知己之爱营造起精神的家园。当“此岸”的双重家园失去后,斯卡利特回到“基督”的“彼岸”家园,以求得向下的救赎。中西民族精神和宗教精神虽有殊途,但对“家园”的追寻终究同归。     

本刊特别策划“追寻南下的足迹”栏目得到充分肯定

本刊讯2010年本刊从第一期开辟了大型特别策划“追寻南下的足迹”专栏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1月27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2011年第四期《审读快报》刊登了审读员文章，题目为《创新专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对本刊大型特别策划“追寻南下的足迹”栏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及物性系统与追寻主题——莫里森《所罗门之歌》的文体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陆续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解读和批评文学作品,使文学评论建立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文章以《所罗门之歌》的追寻主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中展现人物回归和人物终结的话语片断的及物性分析,阐释了属于同一层次的及物性过程所达到的主题意义,重读了奶娃在女性引导下的“腾飞”、女性在父权社会压迫下的觉醒及黑人中产阶级在白人主流文化下的精神危机。分析表明,奶娃并非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在追寻中获利的主人公。黑人要获得真正的飞翔和成长,必须回归黑人社区、认同黑人文化,撇弃黑人民族文化的黑人必将沦为社区“弃儿”。      

《追寻中国精神丛书》出版

黄玉顺同志主编的《追寻中国精神丛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6月出版。本丛书由《中国之伦理精神》(林存阳、刘中建著)、《中国之民主精神》(张小平著)、《中国之科学精神》(鞠曦著)、《中国之自由精神》(黄德昌、黄玉顺等著)四大分册组成(黄玉顺、林存阳、张小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九七级博士研究生),约80余万字。作者分别从伦理、民主、科学、自由四个层面,运用“二重分析”法,对历史加以文化反思,以寻求其“现代性”之根,从而探讨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出路。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其自身的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     

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补偿布局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永恒显现的“追寻”主题

西方文学自《荷马史诗》“夺回”海伦始,至《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情节。再到《巨人传》“寻求”神瓶的启示。昭示出西方人的不安于自然状态。总被追寻某种最好东西的企望所驱动的不安心态:自莎士比亚以后,“追寻”主题内化为对某种生命本质、人生理想的追思渴望(不必再踏遍外部世界上寻宝),以及这种渴求在种种限制、障碍中遭扼止被毁灭的悲剧过程。《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什么会成为德国第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它描写维特到生机盎然的自然界、淳朴的农民、童稚的心灵和真纯的爱情中才得舒展身心,在这些都丧失后,他的生命也结束了。     

《文明小史》的异国形象与自我认同危机

从比较文学形象学来看,李伯元《文明小史》中的异国形象包括洋人、洋物和异域,作家以洋人形象反思“柔远”文化,以洋物形象表现晚清大量输入西方器物时国人缺乏辨别的能力,以异域形象表现追寻真文明的理想。小说折射出晚清社会自我认同的危机和李伯元的“边沿”书写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