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图符号学视野下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

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模式,主要包括反抗式、颓废式、温情式三种。具体来看,鲁迅作品主题和封面图像相互文,封面图像超出了外在的装饰功能,具有阐释文学主题的功能,并与鲁迅的精神世界相联系。鲁迅的图像观影响着鲁迅的图像叙述实践,作为文化图像的"山海经"和作为政治图像的"幻灯片"促成了鲁迅关于图像的两重认知。同时,鲁迅的图像情结和他的文学事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图像构成鲁迅文学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一是对于图像价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二是对于文学叙述的图像化尝试,鲁迅的文学创作通过图像艺术不断地外化和延宕。     

传媒时代的"语-图"互文研究

传媒时代图像文化的泛滥不仅使文学边缘化,同时也将文学传媒化和图像化;我们的文学受众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正在放弃面对白纸黑字的"阅读"而转为通过图像"观看"文学.对于文学所遭遇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一味的诅咒和责难.而应该从学理上探讨个中原委,特别应该就其不同的媒介形式及其互文关系进行美学研究,从而有可能将亚里斯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向前推进.     

宣物莫大于言 存形莫善于画——“语－图”互文语境中的洛神形象

文学（语词）与绘画（图像）是把握古代文化中洛神形象塑造的两个基本维度。文学中的洛神形象从远古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中走来，并且经过了历代文人的阐释、演绎甚至赋意，“赋自诗出”与“诗自赋出”反映出文学洛神形象塑造的基本取向。洛神形象还常常体现在绘画、插图等艺术世界中，“辞所不到，图绘之”成为图像洛神的价值追求。而实现“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式的“语－图”互文并最终走向“语－图”弥合，才是洛神形象的最完美展现。     

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

通过确认"文本"是语言学、语文学、文学学诸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是人文思维的直接现实,巴赫金有力地捍卫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他通过确认"话语文本"是一种有声的超语言的表述,是主体间的交锋互动的事件,有效地坚守着人文科学的"人文性".通过确认"文学文本"具有"双声语"品质,巴赫金精辟地阐明了文学创作的"对话性"与文学接受的"开放性".     

论“语—图”文本融合的基本功能类型

"语—图"互文的类型,除了有不同媒介文本的互相转换或运用一种媒介表达出另一种媒介的审美效果外,还有让两种媒介并置在同一文本中,即"语—图"文本融合。"语—图"文本的融合,从融合的功能角度看,大致有解释类、启发类和标识类等几种类型。了解"语—图"文本融合的基本功能类型,能够更好进行艺术鉴赏与创作。     

对“原人论”中“原人”一语的质疑

从 2 0世纪 90年代起 ,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 ,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 ,出版了《原人论》一书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5月出版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 ,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 ,“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 ,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 ,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 ,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 ,“道”究竟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 ,“各道其所道”。因此 ,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 ,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 ,归根到底就是“原人” ,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所谓心化 ,是缘于人之所以为人 ,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有“心” ,有意识 ,有思维 ,有欲求 ,有情感 ,有一颗无比复杂的头脑和无限丰富的精神活动。人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体验、认识和再创造的过程中 ,往往把天下之物心化 ,即把客观的世界和主体的精神相融合 ,从而以     

形象文本中的"语-图"互文关系——以扬州八怪为例

"形象文本"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把形象和文本结合起来的合成的综合性作品,它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考察视觉艺术中语言与图像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在形象文本中,视觉媒介与语言媒介往往并置于同一个空间中,异质的媒介不是相互"竞争",而是相辅相成,共同完成艺术形象的塑造。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在困境中突围--关于当前文学本质研究的思考

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是文学理论学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文学本质研究面临着多方"围剿"的当前文学理论界,如果要对它继续加以推进,必须直面争议,并通过全面有效的反思厘清问题本身的意义与逻辑.同时,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进行学理上的辨析,澄清文化研究的喧嚣话语对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进行虚假"挑战"的干扰.而正视人类思维的认识特质,以"解释学还原"的立场对"文学"概念进行梳理,在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学进行本质研究时,坚持"大胆地追问,审慎地判断",则是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途径.如何就这一问题确立具有当下意义的学术前提、研究态度与方法,是现今理论界开展文学本质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文学本质研究"突围"的关键所在.     

诗赋的语图转化研究——以《后赤壁赋》和《洛神赋》为例

文学与图像的转化传统起源于汉代,到了六朝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宋代摹本绘画辽宁博物馆藏《洛神赋图》和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后赤壁赋图》为例探究画家在对文学文本转化时进行的再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和图像由于转化目的的不同和传播途径的扩张对文学文本带来的影响,这对研究文学和图像都是有帮助的。画家无疑是忠于文学文本的,但是创作的时间、目的和画家本身的生活经历都映射在了转化的画作上。文学文本所传递的母题在经过后世的模仿、转化、传播,已不再是单一的,它是由文、书、画和其背后涉及的历史所共同构成的全新整体。     

合法性与冠名权:明清时期关于“唐宋八大家”名称之争

明清时期,关于“唐宋八大家”名称的论争集中于合法性和冠名权两个方面.茅坤为唐宋八大家所立的共性是道统与文统的混合物,不尽符合八大家的实际情况,论争即由此而起.或者认为茅坤所立共性不实,而且择人不当;或者剥去八大家的道统光环,将其还原为文人.择人不当论者认为,曾巩、苏辙的文学成就与其他六家不称;持不同意见者则突破以成就论高下的成见,从风格的视角重新论证八大家组合的合理性.至于冠名权,或声称茅坤盗袭他人,或将八大家得名源头上溯至明初乃至宋元,大旨在于归美前贤,不甘心将冠名权独让茅坤.     

文学政治学的学科命名与形态——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四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关,文艺学研究一般的“文学”现象,文学政治学研究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文学政治学包括三种理论形态:将文学活动作为一般政治现象来研究、将政治活动当作审美现象来研究、将文学政治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学/政治现象来研究,最后一种理论形态是文学政治学的核心形态.     

赋到沧桑句便工——关于“好艺术”的一种解读

现代艺术哲学关于艺术本质的讨论,实质是以"好艺术"为前提的.因而对优秀艺术品质的理解,仍然是后现代艺术哲学难以超越的基本命题.虽然理论无法得出一种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文本解读,仍能为批评留下诠释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并不是思想观念的结晶,而是经验生活的沉淀.认识这点对于今天的艺术文化建设不无意义.     

从断面到断面——关于“断面理论”的思考

西方文论属于“断面文论”,这一点,有学者曾注意过,也进行过相应的思考,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本文将对这一情况做一详细分析,以期对西方即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有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认识.同时本文对所思考之理论充满由衷之敬;;意,无任何偏见与感情色彩,望不要引起误解.     

“语”“文”的离合与中国文学思维特征的演进

长期以来 ,“语”、“文”分离的存在 ,造成了中国文学思维脱离语言而独自利用文字符号进行达意 ,即文字成为中国文学思维的独立材料 ,这就和“语”与“文”同一的使用表音文字的西方文学思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文学的思维材料———文字及其组合关系一直处于流变之中 ,导致中国文学思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从以单个文字为主体的单文思维阶段 ,过渡到以单个文字与组合文字相结合的合文思维阶段 ,再到以口语与文言相互结合并能描述语言的语文思维阶段 ,从而对中国文学的文体演进、文学观念、文学趣味乃至文学史分期诸问题产生重大影响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苏双碧：关于当前“国学热”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先后出现两次“文化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文化热，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号召的，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声势较大。这次文化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学热”。有些人对此情有独钟，无限地拔高，到本世纪初，国学热更热得有点“水平”。例如创办宣传国学的报刊，评选国学大师，开设国学专题讲座，尽管听课费定得很高，报名听讲者仍趋之若鹜。这么多人热衷于国学，到底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这是值得世人认真思考的。     

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

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但过去被简单化、庸俗化了。今后的研究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王兆鹏认为,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王毅指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或生动地再现官商的暴虐,或写经商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对于清官、天道的幼稚幻象,淋漓着古代中国皇权经济的血腥气。张兵认为,经济生活不仅对于戏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戏曲的表演领域、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戏曲艺术水平提高、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李桂奎认为,应加强从文本内部研究经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个体的经济生活——“财色”——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统筹与调控。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