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性本身:休谟宗教哲学的伦理旨归

休谟是现代宗教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宗教哲学的主要目标是要理清道德与宗教的关系,还道德以本来面目.为了完成这个目的,休谟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对自然神论展开了分析与批判,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批判理论.通过对这种宗教批判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休谟宗教哲学的伦理旨归:理性宗教不能作为道德解释的基础,宗教与道德无实质关联,宗教对道德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人性中的自然情感对道德的影响恒久有力,因而道德解释必须回归到人性本身.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休谟对自然神论和传统理性神学的批判

自然神论的设计论证明建立在不彻底的经验论基础之上,它与经院哲学的本体论证明和宇宙论证明一起,共同构成了基督教理性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三大经典证明。休谟对设计论证明的理论根据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同时也驳斥了传统理性神学的各种证明。休谟的批判对于康德的宗教哲学和现代基督教神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宗教道德观

富兰克林深受清教文化的熏陶,却又不是地地道道的清教徒;他曾经批判自然神论的观点,却又成为了一个自然神论者。本文认为,富兰克林的宗教、道德和伦理思想充满着矛盾、对立与冲突。但是,富兰克林对清教思想的有机的吸收、对自然神论辩证的利用、对一切宗教的理性思辨使他形成了勤劳节俭的美德、仁慈宽容的宗教观念和理性实用的道德观,由此实现了宗教理念下的道德自我完善。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坏树如何能结出好果子——康德宗教哲学对基督教“改过迁善”问题的反思

继三大批判以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善恶观,把人的弃恶从善视作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对基督教现有的神学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和批判,试图建立起基于理性的宗教,即道德宗教。针对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改过迁善”问题,康德深入分析了人性中的自由善与根本恶,将善与恶的转折归于自由意志下的向善禀赋和以该禀赋为基础所设的理性宗教上,继而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休谟的“真正宗教”之意——基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分析

虽然英国哲学家休谟常被标签为“经验主义”或“怀疑论”,但其对“宗教”的思考,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来看,却也有别具哲学意涵的论述.在形式上,休谟从逻辑分析和经验论的方式来反驳“自然宗教”论;在内容上,休谟认为:“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即是从“宗教社会化”或“宗教道德化”的视角肯定“宗教”的意义.本文的写作目的即以《自然宗教对话录》重构休谟的宗教思想,厘清其所说“真正宗教”的意义,最后尝试从当代宗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的“终极关怀”来检视休谟的宗教思想之哲学意涵.     

休谟对理性主义道德论的反驳和情感主义道德论的建立

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休谟反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观点,通过详细的论述系统的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对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说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他从对理性的批判开始建立自身的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道德感和同情学说为辅助的道德哲学体系。休谟的同情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它确立了社会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特点。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理性”的反思与解构“自然法”——休谟对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批判

在近代西方,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以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为基础论证和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而在休谟看来,契约论根本上是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它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是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而"自然法"理论中的"理性"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混乱。通过批判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和预设,休谟促成了后来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因果性:怀疑论和先验论之辩

“休谟问题”影响巨大,康德对之进行了先验论证,然而其论证的重要性却被忽视或误解了.因果性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康德从结构主义、形式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几个方面对因果性问题进行了形而上学的论证,确认了“休谟问题”的经验有效性是可以质疑的,但其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是可以建立的.康德并不是要反驳休谟的怀疑论,而是提供了另一条异于经验论的关于因果性的哲学解释.     

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

“休谟问题”是休谟反对理智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哲学洞察和理论成果,它应当被提高到休谟建构道德哲学的哲学前提和逻辑基础的高度来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道德哲学建构逻辑不同,休谟将道德哲学“问题域”严格限定在由“心灵意识”所“呈现”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赞美”或“谴责”的“情感世界”中建构“道德世界”。休谟道德哲学让被理智形而上学“遮蔽”的“情感世界”敞开自身,剥夺了“先验理性”对“情感”的统治地位。“情感”为道德哲学建构提供了“可接受”和“可理解”的基础,从而将“理性克服情感”的传统道德哲学结构颠倒为“理性服务情感”,强调“情感”在道德哲学建构中的“优先性”与“独立性”。休谟道德哲学建构的“情感”逻辑是在从“理性认识”到“意识呈现”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立框架下展开自身的。     

试析康德由道德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过渡

康德的宗教观与他的道德哲学直接相关,同时与他的理性批判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上帝在理论理性中作为超验的理念具有消极的意义,而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必要的悬设.因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寻求自然的幸福与自由的道德相结合的至善,同时又会因为不合理的自然欲望而产生恶,因此需要超越于人之上的完满的上帝来作为至善的化身和公正的裁判者.康德正是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导向对上帝的信仰,并从实践理性出发来论证宗教何以能够存在以及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     

休谟人性观点批判

近代欧洲不可知论的创始人休谟(1711—1776年)在其大量的著作中所论述的人性思想,几乎完全集中反映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本文就是对这部书中的主要人性观点的评介和批判。一休谟与他的前人相比,更加强调人性研究,而且“强调”到不科学甚至错误的地步。第一,休谟认为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性,都或多或少的与人性问题有关。比如,他认为逻辑学、道德学、政治学等就是与人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因为“逻辑的唯一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别力和情绪;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以下引证此书,只注页码)而像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等学科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对自由实在性的演绎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道德律看成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它不需要任何演绎和论证,自身就具有客观必然的有效性。这个“理性的事实”可以充当对自由能力进行演绎的起点,从它出发首先经由对纯粹实践法则与自由的交互关系的论证,可以推导出自由的实在性;继而通过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重设定,可以解决自由和必然性的冲突,使自由有了通向现实世界的孔道。由此不仅扩展了凭借思辨理性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且沟通了两大批判,实现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