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蒙古右翼边境贸易

“隆庆和议”使明朝与蒙古右翼达成了贡市关系.明朝在明蒙边境设立了若干市场,组织官民与蒙古右翼定期进行物资交换,其中尤以隆庆、万历年间的贸易最具特色,明蒙双方积极参与市场管理,确立了以互市为主的贸易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塞北城寺美岱召考

美岱召位于土默特右旗境内,呼包公路中段,背倚大青山,前临土默川,黄河即在它的南面流过。召东有一条沟谷也称美岱沟(俗名清水沟),这一带山势险峻、水源丰富、树木繁茂、得天独厚。 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地区呈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在这一带统领着十二土默特的是阿勒坦汗(1507——1581年),他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达延汗(又称大元可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1548年他自立为汗,势力雄强。嘉靖中期以来,内地汉人因不堪官府和地主的压迫,许多人逃到蒙古地区,阿勒坦汗采取积极接纳的方针给予安置,在土默川,板升星罗棋布,这一切都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蒙明结束了长时间的战争,隆庆五年     

有关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历史的若干分析

十六世纪初,随着达延汗统一蒙古事业的完成,结束了元亡以来蒙古社会“百年内讧”的局面,蒙古高原的社会状况出现了重大转折,整个蒙古社会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十六世纪中叶,右翼土默特万户阿勒坦汗“雄长于蒙古”。他发展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经济,建立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尤其是池促进了喇嘛教在蒙古民族中的传播,是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对阿勒坦汗时期蒙古民族皈依喇嘛教的历史做一分析。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绩效及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一事一议”制度作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模式,文章通过对福建省整体实施情况以及对33个县382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和部分访谈,对“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及其评价进行分析发现:“一事一议”财政美补制度实施以来,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热情得到了激发,农村公共品供给得到一定的提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制度优势逐步体现,有效激活了原来“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生命力.并对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试述阿勒坦汗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阿勒坦汗是蒙古历史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可汗.他在自己领地内发展农业、手工业,兴建城市,促进了经济发展;引进和传播喇嘛教,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促成与明朝通贡互市,推进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蒙古社会以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周书》校读札记（五）

1.“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典参谋议。”（《周书》卷三九《辛庆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97页）
　　“典”,《北史》卷七〇《辛庆之传》作“与”。按：古代无“典参谋议”的说法,“与参谋议”较为常见。繁体“与”作“与”,“典”与之形近,盖为其形讹。     

同光之交“海防议”中若干问题辨析

同光之交即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年至1875年),清政府内部展开了长达七个月之久的“海防议”。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海防议”虽有较多评说,但不少评说不能令人信服。本文拟对“海防议”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辨析,偏颇之处,祈请识者匡正。一关于“海防议”的历史地位“海防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中国国防建设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低估的。首先,“海防议”表明清政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众所周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网络议型民主：概念、功能与平衡

“网络议型民主”是一个具有整合性与通用性的新概念,适应了网络政治实践的要求。网络议型民主是以“议”为核心、贯穿整个网络生态过程的个议民主,并且带动了其他衍生性民主的发展。网络议型民主有其优势和不足：优势体现在其起点、过程、结果各个阶段始终以公平正义为取向;不足在于议而不决、议而不行、议大难小、议事难成、议情驱动极化等方面。促进网络议型民主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公共话题议程设置和权利保障机制建设,防止网络技术滥用,为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议行合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根本组织制度

对于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的国家政体制度,现在还有不同观点。一是学术界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当前还未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议行合一”制度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因而我们不应该要求议行合一;二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国实行议行合一,主张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提出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了的“议行合一”的组织形式。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有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议行合一”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现实意义,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民     

“一事一议”为何效果不佳：基于机制设计视角

“一事一议”在实践中效果不佳。文章从机制设计视角出发,分析讨论了“一事一议”制度的目标设计、激励机制和实施机制,指出制度设计不当,对于农民群众和乡镇干部激励不足,实施成本过高且缺乏可操作性是“一事一议”在终难以实施的重要原因,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阿勒坦汗义子恰台吉生平事迹考述

阿勒坦汗义子恰台吉(Qiy-a tayiji,1531～ 1592)精明强干,被阿勒坦汗依为股肱,参与了土默特万户内外许多重大事情.他往来长城南北,协助阿勒坦汗处理明蒙事宜,两次担任使臣赴藏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化解土默特部内部危机,为土默特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与回正——兼论行政主体理论

从1979年以来,地方人大就被认为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推论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议行合一”.然而通过对“国家权力”和“议行合一”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议行合一”并不能推导出地方人大的现有定性.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不但存在着逻辑上的失误,还造成了实务的混乱.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人大的性质重新进行确定,使其回正.在寻找的过程中,作为纵向分权技术的行政主体理论也许可资借鉴.这里的行政主体理论指的是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而非我国现有对行政主体的理解.我国现有认识与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是这个差距,使得地方人大的角色出现了错位.     

论发胸臆 文成手中

今人之所谓“议论”,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是分而论之的.《文心》有《议对》篇和《论说》篇,如所周知,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议、对、论、说,乃四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及文体.对、说略去不表,特拈出议、论释之.     

原始议榔与苗族文明村寨建设

议榔,苗语称“构榔”。“构”即议,议订,“榔”即公约。“构榔”即议约或议订公约。议榔又有议约组织之意,是苗族古代一种议订社会公约的组织或制度。它起源于苗族远古的氏族社会,是苗族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氏族社会的上层建筑。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部分议榔演变成为反映私有制生产关系的习惯法。现在,原始议榔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为黔东南地区苗族所继承,用于社会主义文明村寨建设。本文拟就原始议榔的性质及其在苗族地区文明村寨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些初浅探索。     

汉译佛典之“论议经”及其影响

作为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之一的“论议经”，其文体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日动态性，既用于实际的论辩活动，又结合于具体的伎艺表演；二曰静态性，即形成了内容各异的经典文本。“论议经”东传中土之后，其影响之主要表现有三：一者深化了世人对“论”体的认识，二者促进了三教“论议”程式的定型，三者加速了论议伎艺化的进程。     

高拱改革纲领述论——以《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为中心

明代政治家高拱于嘉靖末年提出的《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是其主持隆庆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一纲领全面揭露了嘉靖时期的“八弊”积习,提出了破除“八弊”的改革对策,指明了“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目标。高拱的这一纲领性文献,对其执政后的整顿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嘉靖隆庆间板升自然灾害及其与“俺答封贡”的关系——呼和浩特白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二

1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白塔)题记第二二二条:大同府朔州(□汉)生□□经被嘉靖四十五年(抱□)草地隆庆二年二月十九日(/□)宝塔作诗: 我今难口整三秋 与人方便不到头 智兼和会回欢悟 未知明年收不守(收) “抱”字著录者认为不能确定,以文意和字形揆之,当为“跑”字笔误,或径为“跑”字,因年久而不易确认。 白塔所在的呼和浩特地区明代称丰州川或丰州滩,隆庆二年左右这里已经是“连村数百”拥有五万汉人、两千蒙古人的半农半牧区,属蒙古俺答汗统治,亦称“板升”。当时能够登塔题诗的这位汉生,无疑是居住在板升的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