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源诅咒问题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978～2010年全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差异为研究对象,对各省份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验证了新疆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并用快速聚类法对27个省份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新疆处于资源诅咒严重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选取5个指标对新疆资源诅咒进行进一步分析,认为科技因素对新疆走出资源诅咒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有条件资源诅咒在中国存在吗?

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度自然资源,界定出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自然资源一般地区和自然资源贫瘠地区,并利用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分阶段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均呈现"U型"关系;有条件资源诅咒在中国存在;各省市自身发展具有独特性。     

煤炭开发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的再考察

我国煤炭大都集中分布在欠发达地区,因此煤炭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成为资源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资源诅咒"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是这个问题的热点.本文利用贵州省地区层面面板数据控制了导致经济欠发达的非资源因素来单纯考察煤炭资源开发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1997年之前,煤炭开发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且这种负效应主要源于不利的煤炭价格体系;1997年之后煤炭开发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正相关的影响,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宏观的煤炭开发政策.本文的研究对理解"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的发生特征,以及煤炭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无根性: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的根基。这些根本缺陷使其误导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而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根本超越,确立与新的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新方向:生态计量经济学——在整体上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生态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基础;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其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中国民族地区资源诅咒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资源诅咒"假说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阻滞经济增长,"将自然资源留在地下"成为逻辑上规避其"诅咒"的最佳选择。然而1995～2009年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在引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表现出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负相关,而是较稳定的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民族地区的"资源诅咒"是有条件的"诅咒",一定限度内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福音";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时,资源才成为经济增长的"诅咒"。     

传统经济学是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吗——基于对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评判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核心,主要探讨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经济学基础不可能照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三者均存在“片面的科学性”.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绿色化”,其经济学基础是经过修正的传统经济学.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诅咒”假说并不成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能够部分抵消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生态赤字"的制度因素分析

我国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透支自然资源且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这很容易使中国经济在面临"资源稀缺"和"生态赤字"的同时遭遇更大程度的"资源诅咒".分析"生态赤字"产生的根源,并探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资源诅咒”存在性考察及相关财政政策选择探析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中国总体自然资源和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分析来看,中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还难以确定,但通过省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就全国各地区而言,能源丰裕度与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呈负相关的关系,"资源诅咒"现象在一些省份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要破解"资源诅咒",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通过改进和完善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机制和政策举措来实现。     

广义循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更是广义的生态文化现象 ,广义循环经济学研究聚焦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对把握社会文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 ,这是对传统忽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遵循线性因果规律的工业经济的根本超越 ,因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广义循环经济学对传统工业经济的理论基础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经济人假定、效用最大化等理论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对经济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论著——评《城市生态经济学》

<正> 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城市生态经济学》,是马传栋同志继他的《生态经济学》出版以后,推出的又一部学术著作.是作者运用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一个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专门领域一一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的新的理论探索.正如刘国光同志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城市生态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我国生态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项新成果.它反映了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正向着深处和广处发展.”(序言全文见198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因此,《城市生态经济学》作为我国第一部城市生态经济方面的专著,理应受到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者的欢迎和重视.《城市生态经济学》全书分四编十八章,它以丰富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作者对城市生态经济问题的     

循环经济伦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范式

循环经济是自工业化以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传统粗放武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场革命.它建立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内容的“3R”原则基础上,其运行包括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三个层次,构建了经济——生态——社会诸关系和谐发展的链条,催生了诸多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循环经济深蕴的整体性价值原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以及新的生产伦理与消费伦理理论,构架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范式.     

关于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思考

自王亚南先生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以来,已有71年,期间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积极探讨.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对中国经济学创立提出了现实要求;美欧日经济学研究的误区、国外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化与国际化则成为创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必要;“中国经济学”提法与范式的不断探讨、研究方法的不断引进与创新和众多部门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资源、区域、产业、环境、协调”的研究对象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经济学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与培育的协同效率,任务是研究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陕西省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外部成本

陕西省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然而陕西省的整体经济实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却有扩大趋势,原因是陕西省依靠重工业、资源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粗放的。文章着重探讨陕西省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发现:陕西省矿产资源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减速作用,且在短期内有着负向冲击作用,进而得出陕西省可能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而在考虑外部性的条件下,陕西省资源诅咒的现象可能更为严重。     

论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

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虽然人们在许多学科领域对灾害进行了研究,但把灾害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却不多。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灾害经济学”的问题,我们国内也有些同志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熟悉和了解这一学科的人还不多。1986年上海出了一本《外国经济与管理》的书,其中附有《当代经济科学名词集锦》,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工程经济学等143门经济学科,却没有“灾害经济学”这个名词。在科学的殿堂里,这门刚兴起的学科目前虽然尚未占有自己的位置,但由于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如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森林火灾那样牵动着亿万人的心,因而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现今经济学的“根”在哪里？有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或“中国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到底是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如此等等,成为有争议的经济理论问题。本文从系统考察汉语“经济”一词的原初语义与运用实例入手,考辨其切实涵义与变迁轨迹,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经济之学”与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步发展的“经济学”的分析,考证中国接受“西学”并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努力的艰难历程。文章强调跨世纪学术深进的基础与前提是对本世纪学术研究史进行研究,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唯有在中国成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的特有价值,指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与具体应用的要求双向互动,推动“经济”内涵与理论方法的发展演进,提示中西方经济学之渊源关系及后来的发展呈多向性、多元化,不宜简单化     

论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基于“资源诅咒”机理的解析

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又可能成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从而使资源型地区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资源诅咒”会通过初始产业布局、制度环境以及“挤出效应”等途径影响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大资源开发力度虽然在短期内会促进中西部资源型地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长期却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抑制了中西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进程.中西部资源型地区要从避免落入“资源诅咒”陷阱着手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分析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一向都是热点,各专家学者纷纷从高等教育的不同侧面、不同指标研究测算与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这些不同侧面、不同指标正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大量资料认真研究梳理,并从系统论和资源论视角,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提出供参考的观点.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     

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及政策意义

传统的增长理论假设经济增长是没有生态极限的,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持续的福利改善,现在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经济增长存在着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提出了政府规模对于福利提高的门槛问题,论证了治理门槛与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的一致性;因此,讨论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