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以此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40年

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草根社会到基层政权,从执政党外到执政党内,以及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多维发展。这一趋势曾得益于中央宏观改革的决策以及中国政治制度内含的民众政治参与空间,也与基层群众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被视为“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但是,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实现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条件有待逐步成熟,全社会对民主法治的共识有待形成,基层民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因素对执政党国家治理体制形成的挑战,决策层出于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严重关切,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日益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再定义和新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民主”“法治”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一度以“公推直选”为主要模式的基层民主探索日益式微,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导向,也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内问责”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中发生重大转向。在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博弈中,中国执政党已明确拒绝了西方式“选举民主”,而致力于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由执政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基本框架论略

如欲彰显社会治理体制的中国特色和实现治理范式的成功转型,并使相关的学术讨论更富有成效且达至新的知识增量,亟须在立基中国特定的历史传统、政治架构和现实社情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切近国情、学理清晰、内容为王”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应涵盖以下内容：（1）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这项系统工程中应继续扮好主导和引领的角色;（2）流变的治理主题始终暗含的是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平稳运行、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3）要树立 “与民服务”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4）地方治理须结合各地的区域特色、地方性知识,并尊重基层创新和群众首创精神;（5）法治保障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和逻辑基础。     

社会和谐治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本文通过描述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福区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长达8年时间的谈判对话、民主协商等互动活动,双方形成相互宽容甚至"合谋"共赢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中国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微观经验表明,中国文本宪法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法理基础,使得双方在既有文本法律框架尚待健全的局限下,能够以协商民主范式对话沟通,在相互转换各自偏好中渐趋宽容妥协,从而开辟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新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职能拓展——基于四川“有事来协商”平台的分析

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和探索。四川政协搭建了“有事来协商”平台,通过组织各种小微协商活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了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协职能拓展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和优势。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应厘清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边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就要求:深刻认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政党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以及网络协商民主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构建,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对进一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基层民主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体现的基层民主,其与基层治理相融相生、有机复合,能够以人民精神为基层治理嵌入人民性,有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提高社会政治认同,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进而全方位促进基层善治的实现。在基层治理中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改革完善基层人大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决策民主和实现民生民主为主要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落实,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基层治理互促互进、提质增效。     

基层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的机制创新研究--以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为例

广东云浮的基层治理特色是以乡贤理事会为机制创新点。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其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重塑乡村社会共同体和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发挥很大实效,但也存在着群众被动参与、缺乏绩效考核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危机等治理困境,需要加以改进。其“传统资源＋现代管理”的机制创新、为新政提供制度保障的完善制度供给、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民主带动基层民主发展,对我国乡村治理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从善政走向善治--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

治理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最好的路径是实行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县级政府是靠近基层的一级政府,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县级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不仅可以为国家各个层级的政府治理提供典范,也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塑形——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视角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完成制度改造的社会革命、由革命到执政的转换、现代社会的治理的历史进程.与之相适应的是:与革命相契合的民主、以国家为重心的民主以及社会民主逐渐凸显的民主.在这个进程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和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与革命契合的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适应执政转换的民主集中制必须转变过分集中的倾向;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中,应更进一步消解权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民主.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治理对话统治--一个政治发展范式的阐释

作为本文阐释对象的“治理”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视阈中的治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治理话语”。治理话语抵抗政治学知识中统治的独霸地位,以网络治理为核心拓展了民主自治思想,并以宪政改革作为价值实现的保护带,成为民主统治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新选择和政治发展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