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挽歌诗研究

陶渊明挽歌诗是中古时期挽歌诗的巅峰。本文首先从陶渊明挽歌题目和其挽歌是否为临终属纩之作进行判断 ,在此基础上分析陶渊明挽歌诗在魏晋六朝挽歌诗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力图从挽歌与挽诗的角度阐发陶渊明挽歌诗的价值。     

陶渊明《荣木》诗系年 ——兼论《荣木》诗与嵇含赋的关系

《荣木》诗不应作于陶渊明四十岁时.此诗中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与陶渊明四十岁时的心态不吻合,而且学者对诗中"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理解也有失偏颇.根据古代进学传统和陶渊明的思想发展脉络,《荣木》诗应作于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江州祭酒之前.从题材、主题思想等方面看,《荣木》诗与嵇含《朝生暮落树赋》和《白首赋》关系密切.     

陶渊明的重阳诗与唐代诗人的接受——以陶渊明重阳诗中的“菊”意象为中心

《九日闲居.并序》是陶渊明唯一的一首吟咏到菊花的重阳诗,此诗在唐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文通过对《九日闲居》的分析,认为诗中"重阳"、"菊"等意象表达了陶渊明对寿考长年的渴求与企羡,而唐代诗人在接受陶渊明此诗的过程中,陶诗中那种企求长生的浓浓气息被逐渐消解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的种种情感寄托和人生感受。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二:陶渊明诗中"菊"意象的开放性;佛教的兴盛与生命主题的消歇。陶诗"菊"意象的开放性使唐人对陶渊明重阳诗的接受背离本意成为可能,而佛教的勃兴与生命主题的消歇,使这种异变成为必然。     

陶渊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以《桃花源诗并记》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以诗序体这一新型诗歌体式为审视点，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这一虚构文学的代表，以及陶渊明在诗序体创作中所获得的建树及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均进行了全新观照。认为诗序体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潮，“艺术包装”成为唐代传奇作家们的创作时尚，均与陶渊明的这一艺术精品关系密切。     

陶渊明《饮酒》诗初探

陶渊明离开人间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认真、全面地评述他的《饮酒》诗的论者并不多见,而从他二十首《饮酒》诗中,仅摘录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几句,或至多援引一首诗作为论据,便认为陶渊明“静穆”、“悠然”者,历代有之。笔者在本文中欲对陶渊明的二十首《饮酒》诗,做一次综合探讨,以便对这一组诗和陶渊明的为人作出较全面的评价。陶渊明的《饮酒》诗主要反映了他哪些思想情绪,从诗前的小序便可以看出其大概。其小序有云:     

陶渊明归田诗的“静”

陶渊明在4l岁归田后所作的田园诗，历来备受推崇。而其后古人所崇尚的“静趣”在陶渊明的归田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并成为其归田诗的基调。     

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诗歌·陶渊明·酒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表现饮酒的诗人,他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而重要的联系。嗜酒的时代风尚影响了陶渊明,他借饮酒追求精神的超越与解放,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与痛苦,他在酒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他以自己的真性情和大才气实现了诗与酒的完美结合,达到了酒与诗的最高境界。诗酒合一表现为陶渊明引酒入诗,以酒寄意。诗酒合一使陶渊明更自然地袒露出生命深层的本然状态,使其诗文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辨证——对李公焕笺注陶诗的反思

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存在的疑点较多,牵连的问题很多.从李公焕笺注陶诗开始,提出<文选>谢瞻诗"首章纪座间四人",认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同时,李公焕武断地将<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作了改动,为陶渊明参与王弘送别谢瞻的宴会寻求进一步的证据.从征引文献、考据版本等各个角度,审视李公焕的诸多说法,以恢复<于王抚军座送客>诗的首句原貌,实属必要.     

再说“弱女”乃陶渊明之女儿

文章从陶渊明与白居易诗的比较中 ,再次得出陶诗中的“弱女”系陶渊明之女儿的结论。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