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A框架下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谈判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涉及两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一是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协调;二是国内法如何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要求。与多边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机制相比,双边体制下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可以推动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进步,有助于协调国内法在保护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方面的冲突。就FTA的签署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已有的谈判成果推动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与发展。我国在今后的FTA谈判中,应当高度重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保护,厘清FTA签署对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的影响问题,以便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在双边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     

耦合与超越:传统知识积极保护机制探析

传统知识是传统部族在历史漫长的精神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孕育、传承而成的结晶。传统知识的综合保护模式包括积极保护与防御保护两种。就积极保护模式而言,主要包括专有权保护机制、补偿责任机制、尊重习惯规则三类,如何有效发挥各机制的保护作用将是传统知识保护的关键问题。     

非洲国家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保护与协调机制探析

生物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遗传资源在当今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渐重要。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是遗传资源提供国,发达国家是遗传资源获取国。双方围绕着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多年来,非洲国家从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面上,就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保护与协调机制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工作,基本上构建了相关保护与协调机制,借此维护了非洲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侗族妇女与香禾糯遗传资源的在地传承保护——来自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的田野个案研究

［摘要］妇女在土著民族农业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在地传承保护方面所居的重要地位及存在的问题已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对一个古老侗寨的田野研究,本文从性别分工、继承制度、世系继嗣和传统仪式等方面探讨侗族社会性别制度与香禾糯遗传资源在地保育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侗族妇女在传统农业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传承保护机制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FTA 框架下传统知识保护模式研究

国际组织在传统知识国际保护方面条约编纂工作的进展缓慢,以及双边FTA谈判在成员国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相对容易性,致使持有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国家热衷于通过签署FTA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美国、中国以及欧盟在与拉美国家签署FTA时,分别持有反对、保持协商和积极赞同等三种不同阶段的立场;相反,与美国、欧盟以及中国签署FTA的拉美国家则在传统知识保护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正确认识传统知识的未来战略意义,对领土内传统知识及其相关遗传资源宣布主权,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完善相关国内法律制度是树立FTA战略的根本基础和保障。     

关于我国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的保护——以来源披露制度为论点

我国是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至今为止,我国尚无系统的、可依据适用的保护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的法律法规,制定有效的保护制度迫在眉睫。在此领域,国际社会已推出若干重要的国际条约,因此缔约国本国法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所参加缔约的国际条约的约束。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国际社会的议论动态,观察其他国内法或区域条例的制定或修改案例,制定既符合国际社会舆论动向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制度。     

人类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法律机制探析

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宝贵的社会财富,尤其在生物产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拥有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但在遗传资源的研究中,因技术、资金受限一直处于劣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免费获取人类遗传资源并进行技术垄断,造成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为了促进公平正义、利益均衡,我国亟待构建人类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法律机制,在立法中明确惠益分享的实施原则及具体类型。     

我国遗传资源公权保护之法理探究与制度构建

遗传资源之资源本位性及公共属性决定了遗传资源公权保护之必要性和可行性。公权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契合了保护遗传资源的公共利益诉求,能够为实现遗传资源保护与研发利用之间的良性循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立足于公权保护的视角,加强遗传资源数据库建设、确立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机制以及完善防范遗传资源流失制度,成为我们解决当前我国遗传资源保护的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

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是我国环保领域弱项,当前国内立法既无法满足国际公约履约要求,又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实践要求。通过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现状,剖析当前立法问题,结合国外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提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进路:修订既有法律、加快专门立法进度、制定综合性立法。     

耦合与超越:传统知识保护的知识产权困境解读

传统知识是传统部族在历史漫长的精神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孕育、传承而成的结晶。文章通过从传统知识与公共领域、传统知识"传统性"与知识产权对象"创造性"、传统知识"群体性"与知识产权"个体私权"三个方面对知识产权制度下的传统知识保护进行困境解读,期冀为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WTO背景下原住民族传统知识遗产保护策略及其对区域民族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本文对我国原住民族的传统知识遗产问题做探索性的勾勒 ,从区域民族生产要素的组构视角对我国原住民族传统知识遗产的保护和资源化利用作了分析和思考。区域民族传统知识遗产构成的无形资产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力资源 ,探索一种对属于民族传统知识遗产的具有商业号召力的信物和长期繁衍积累的特有技能及基因资源适当的、绿色的保护策略 ,使该类在区域民族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中发挥作用是民族学和知识产权学者的历史使命。对策略的探索给出了一个近期的工作框架和目标。     

我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挑战与对策——兼谈对农业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用的影响

我国于2016年9月6日正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议定书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一个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框架,从遗传资源获取、惠益分享、监测利用等多方面规定了缔约方的履约义务。我国遗传资源十分丰富,但当前本底数据不清、生物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法律法规体系存在漏洞、后续谈判研究不足,是我国履约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开发利用能力,加快国内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积极开展后续谈判研究。同时,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也将受到较大影响,未来针对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活动都将纳入法制轨道,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     

司法过程中对抗性机制的意义及其完善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性机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及伦理关怀,前者表现为通过程序性论辩实现正义,和容纳歧见以容纳提升经济发展资源,后者则体现为一种多元善并存不悖的价值体系。虽然法学界力主提升司法的对抗性,但该愿望依然难以实现。司法很大程度上依然被当成一种表达政治权力的渠道。这导致政治权力侵蚀了司法系统,弱化了司法的对抗性机制,该过程中对司法裁判结论的干预导致了对抗性机制的功能难以实现。当今,其改善之道在于增强司法的专业化水平和司法系统的自治程度及完善律师权利保护。     

文化、理性与互动:从“公共牧场”合作机制引出的问题

合作社研究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理论上认为合作社是农牧民进入市场经济的保护机制，现实中合作社偏偏落入内部纷争与大户控制的两难。合作社的核心问题是合作机制，要克服机会主义自利行为，创造信任和互助文化。本文通过对R合作社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合作机制研究的三个传统，发现文化资源、社会传统虽然是传统合作机制的根源，但是如果传统合作机制要转化为一种现代发展经营机制，就需要将文化资源和社会传统转化成基于理性互动的制度化模式。当然，整合文化资源、社会传统和理性互动的新制度分析框架，能否经受得住实证检验，有待未来的研究佐证。     

重庆市CBD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

CBD是现代城市的核心。本文对我国内陆山地大城市重庆CBD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 ,认为它的发展轨迹呈一独特的“N”字型 ,可分为形成———发展———萎缩———再发展四个阶段。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形、历史机遇是影响重庆CBD发展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论传统知识的可知识产权性

传统知识是否可以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保护,即传统知识是否具有可知识产权性,这是一个在传统知识保护国际协调中存在分歧,在我国学术界有不同见解,进而影响传统知识保护国际协调和我国传统知识保护立法的重大理论问题。分析表明,超越传统是传统知识的“创新”特质;群体持有是传统知识的“私权”特征;区域公开是传统知识的“新颖性”标志,它们共同构成了传统知识的可知识产权性,是对传统知识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理由。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开放性的法律制度,应当突破现有规范的某些局限,创制一种新的机制,以保护传统知识这类新的客体。     

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机制及其评价

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传统知识保护模式的选择成了各国关注的焦点。总体来说,发达国家主张防御性保护,即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知识,防止传统知识被未经授权的个人与团体利用;发展中国家主张积极性保护,即最大化保护传统知识的各种权益。防御性保护是当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保护模式,旨在防止其他国家对本国传统知识不公平和非法的利用。TRIPS协议规定、数据库保护、特殊性专利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等四个方面组成了分析和评价传统知识防御性保护内容的主要构架。     

我国农用土地资源保护及保护性利用的补偿机制研究

对农业、农民的正负补偿不足,难以形成其对农地资源的有效保护激励是农地资源保护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有效的农地资源保护及保护性利用的补偿机制,界定清楚补偿主客体,确定合理补偿标准,建立稳定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农地资源保护的有效激励是当前农地资源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主要从国家宏观补偿、区域间中观补偿和市场微观补偿三个层次对我国农地资源保护及保护性利用的补偿机制进行了设计,界定了各种补偿模式的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的具体实施。     

知识产权在传统知识保护中的角色分析

传统知识是一种与现代知识体系有着显著区别的知识系统,具有地域性、集体性、动态发展和非新颖性等特征。由于本质差异和制度缺位,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和实践上存在诸多冲突,主要体现在权利授予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知识产权制度对传统知识保护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积极作用相对有限。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中仍有保护传统知识的空间,可以采用专利申请中的主动披露制度、新传统知识概念、公有专利概念、地理标志和特殊权利制度等对传统知识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