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至少在53个年份中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为9.74%,光绪—宣统时期是疫灾多发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时节,有鼠疫、霍乱、天花、疫痢等病症,琼山、澄迈、儋州、临高等地是疫灾多发地区。琼州府北部地区发生疫灾的次数高于南部地区,西线地区高于东线地区,中部山区疫灾较少。医治、施药、避疫与建醮禳灾是救治疫灾的常用措施,该时期整个海南社会的疫灾救疗呈现出一种临事性救治的特征。     

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

盐政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取高额收入,清政府特许商人从事食盐专卖,以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实际上是官府与盐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专商制度的建立,使清代盐政保持了一段长时期的稳定.在清代前期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利用这个制度,获取了高额的盐税收入,但是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盛世”的结束,盐政的稳定局面也发生动摇.各种弊端由潜伏转而恶性发作,终于导致严重的盐政危机.清代中期的盐政危机,主要表现在课款拖欠,引盐滞销与盐商破产.引盐滞销,课税拖欠已是各     

天灾与人祸——从诗歌看清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

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持续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对灾荒高度重视,在平时就建立各种仓储,积极备荒;当灾情发生时迅捷地救灾、赈灾。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清代中前期由于国力昌盛,封建国家救灾主体的功能凸显,能够帮助灾民有效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清代后期随着国力的衰败,封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日益下降,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民间救济活动日益活跃。清诗对此作了丰富多样的书写,涉及了水、旱、蝗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反映了灾荒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由于吏治的腐败,一些荒政有所废弛,清政府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加剧了灾民的苦难。许多诗歌都揭露了这种天灾下的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     

清代太原盆地"辟毒"、"避瘟"民俗的地理解读

寒冷期多为疫灾频发期,受小冰期气候影响,清代太原盆地平均气温低于现代正常值,自然灾害频率增高。披览方志,可以发现期间盆地内有形式多样的驱虫、辟毒、避瘟卫生民俗。这些民俗是历史时期居民应对时疫经验总结,兼具华夏文明之共性及地域环境之特性,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其科学性进行了解读。     

清代前期台湾选官协办制度初探

清代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实行边俸之制,台湾各级官员任期三年。雍正七年(1729)实行选官协办制度,台湾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任职一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雍正八年调整为任职二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随后再经微调,至乾隆八年(1743)基本上回到康熙时期任期三年的原点,从而取消了协办制度。协办制度是清政府考虑到在台湾任职较为艰难的实际情况,而优待体恤赴台官员的变通办法,是清代台湾选官制度的一场小试验、一个小插曲。协办制度的推行,表明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及其对选调赴台官员的慎重,是强化理台政策以加强治理台湾的重要表征。康雍乾时期如此重视台湾,又如此想方设法加强治理台湾,可见如某些论者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中国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协同演进论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多发病、地方病等流行和肆虐的严峻挑战,党和政府把卫生防疫制度纳入到国家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不仅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法规体系,逐步推进新中国卫生防疫的制度化,而且尊重群众首创,建立起适合当时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医疗制度,为卫生防疫制度的落实提供了组织和资源保障。国家卫生防疫制度演进表现为遵循传染病防控一般规律的国家行动;合作医疗制度的演进则表现出基层为解决卫生防疫实际困难而开展持续探索,进而被国家识别、推广的扩散特征。坚持四个基本遵循是卫生防疫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相容并协同演化的准则,也是当代中国卫生防疫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从历史中获得的镜鉴与启示。     

水旱灾害与清代政府行为

清代水旱灾害频繁 ,造成的社会损失巨大。为与水旱灾害作斗争 ,清政府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细密周详的官僚体制 ,并通过兴水利、建粮仓、开捐纳等途径 ,进行各种补救。即使是皇帝本人 ,也大多能以身作则 ,作舆论的引导 ,并从多方面努力 ,以期取得实效。总体而言 ,清代的救灾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肯定     

当代灾疫预警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在当代社会,面对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频繁灾疫之难,重建社会整体动员的灾疫预警方式和灾疫预警体系,乃卓有成效地展开灾疫预防的关键环节。立足当代存在发展,灾疫预警必须从人出发,以＂生命重于一切＂和＂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为根本价值诉求,遵循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伦理原则,以灾疫情事实本真真实和全民问责为基本内容,创建并不断完...     

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

本文评述了清代色情业若干发展状况和晚清政府所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等原因,娼妓问题到晚清时业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现实的压力迫使清政府放弃了道德主义的立场,在法律上许可了娼妓的存在,但同时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强对色情业的管理。这对后世整治色情行业不无借鉴意义。     

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的多方敲诈勒索,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下）

面对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谋求根治之道,需要获得制度的激励与保障,因而必须从两个方面展开制度重建：一是创建达成共识的国际制度框架,包括全球化国际协同制度、国际间的全面扶持制度框架、地球环境生态指标制度和全球生态补偿制度框架;二是重建灾疫防治的国家制度,包括重建灾疫防治的国家基本法、生境政治制度、生境经济市场体系、生境资源制度、生境经济财税制度、生境分配制度、生境法律实施体系、生境主义公民责任制度和综合运用的环境公共政策工具。     

清政府与喇嘛教

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它不仅对清代蒙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所以一直是清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本文仅就鸦片战争前这段历史时期内,清政府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主要作法及其影响,作一些初步探讨。     

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与中国朝鲜族的形成

中国的朝鲜族是自清末以来由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地区的跨境民族。清政府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笔者认为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一、默许政策时期;二、安抚政策时期;三、怀柔与同化政策时期;四、强硬政策时期。本文拟就清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朝鲜移民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进行考察和研究,以便揭示出清政府对朝鲜移民政策的演变过程以及中国朝鲜族形成的概貌。一、从封禁到开禁：默许政策之实施由于清廷对东北实行长达二百余年的封禁,致使东北边疆地广人稀,边备空虚,潜藏着严重的国防危机。特别是清道光以后,…     

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新疆财政长期无法自立,历代我国中央政府均以某种方式给新疆一定的财政补贴。至清代,中央对新疆的财政补贴逐渐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从新疆建省的1884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27年中,清政府给新疆的各种财政补贴高达8000余万两白银,平均每年300余万两,约占清政府平均年收入的十三分之一左右。     

清代的因灾恤刑制度

清代因灾恤刑制度建立在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水旱灾害、尤其旱灾成为因灾恤刑的重要因素。清代因灾恤刑制度的内容包括清理积案重案、因灾赦免、因灾缓刑、停止词讼等等。因灾恤刑制度对清代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着积极的意义,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缺陷。     

略论清代《回疆则例》立法特色及现实意义

清代《回疆则例》是一部由中央政府（清政府）制定的,涵盖行政、军事、宗教事务管理、经济贸易管理以及刑事犯罪及诉讼制度等多种内容的、带有一定民族自治性的综合性法律,而不仅仅是清政府治理回疆地区的单行行政法规。清代《回疆则例》这部适用于回疆地区的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体现了诸多时代特色,诸如对于中央律法与地方民族习惯法、宗教法规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处理,对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的尊重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法官制度发展

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介绍了我国法官制度的发展。古代中国没有独立的法官职业,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官员,在地方政府中行政官员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能,而在中央,皇帝则是集合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最高长官。清朝末年西方国家声讨中国落后和残酷的司法制度,纷纷建立了治外法权,清政府的司法权受到威胁。理论界和思想界也对中国传统的法官制度进行了强烈抨击,纷纷要求进行司法改革。在内忧外患下,清政府不得不模仿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进行改革,以期收回治外法权。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近现代的司法体系逐步建立:法院系统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检察机构设置在各级审判衙门内,负责侦查、公诉并监督判决的执行。法官称为推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进一步学习德国、日本的大陆法系司法制度,采取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并规定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体制由过去的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文革之后,我国的法院和法官建设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1995年《法官法》的颁布,该法正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法官这一称谓并建立和完善了我国一系列现代法官制度,它的颁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官制度的全面确立。从法官制度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我国的法官制度从古代的司法行政合一逐步发展到现代的专业法官制度,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我国法官制度是在学习西方法官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制度。     

嘉庆六年京畿大水与政府的应对举措

嘉庆六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致使许多州县遭受百年巨灾。这次水灾发生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统治者对它极为关注,积极采取蠲缓、赈济、调粟、疏通沟渠河道、埋葬尸体、散给棉衣等项措施进行救灾。同时,还采取下诏自省、停止秋哥尔、祈祷禳灾和清理刑狱等消极应对举措。此次救灾活动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清政府救灾活动中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同时,这次救灾活动的特点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由于财政紧张,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上,煮赈事例明显增多。以工代赈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地位较高,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同时,清政府采取的消极应对举措在稳定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最高统治者维持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     

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上)

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与喇嘛教问题,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沙俄的关系和斗争在喇嘛教问题上的反映。就其实质来说,它是沙俄侵略中国和清政府反对沙俄侵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在有关的中外历史著作中,虽然公布了一些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但似乎缺乏系统的专门论述。因此,这篇文章,拟就这个问题勾画出一个大体的历史轮廓,供研究者参考。谬误之处,尚祈专家教正。 从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入主中原到道光二十年(1840),这两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历史学界习惯上称为“清代前期”,本文论述的问题,也大体限制在这个历史范畴之内。     

论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的破坏机制

以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为特色的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 ,导致民众负担的加重和国家税收的失控。清政府虽然建立养廉银制度以弥补不完全财政的缺陷 ,但在专制制度的制约和时势变迁对人们行为影响的催化作用下 ,不完全财政体制对清代社会机体的破坏日益加重 ,终于铸成乾嘉之际清朝统治由盛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