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园：吴亮市隐的“桃源想象”

园林书写与园林绘画是当下延续园林文化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手段,其精神文化溢余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明代文人吴亮市隐于常州止园,融合自身生命体验,建构了独特的“桃源想象”之境,实现了桃源文化意象由哲学思想到文学范式表达,再到实体园林景观的转变。通过张宏绘制的《止园图》和吴亮《止园集》相关诗文之间的图文互动,从吴亮“桃源想象”之境所呈现的朴野之风可以看出,吴亮修建的止园与当时追求奢华之风的富贵园林亦有所区别。吴亮隐于止园,既顺应了当时隐逸文化转化发展、精英阶层造园炽盛的时代风潮,同时也是为避免朝中党争之祸的无奈之举。此外,文人的山水情怀和反哺之情亦是促使吴亮归隐的重要因素。吴亮修园市隐并非是末世心态,而是归隐明夷,比之隐逸的美名,更多体现了吴亮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自持。     

论中国文学中的杏花意象

杏花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植物题材与意象,无论从历史过程、创作数量、文学作用还是从文化意义看,在整个花木物色题材中都处于中等偏上的地位.杏花赋咏的专题创作起源较迟、数量有限,但也较为充分地揭示了杏花初开如火、盛开如雪,红而能白、姣容三变的花色特征和繁密娇艳而又温柔朴实的整体风韵.在具体的描写中,最为常见的是墙头一枝招摇、雨后花繁色鲜等取景,展示出优美的情趣,包含着丰富的观赏经验.纵观整个古代文学,杏花意象的作用远比题材重要.杏花花期当三春之中,是春耕生产和寒食、清明的主要物候,在时序、山水、田园、行役、农事等诗词中使用比较普遍,代表着物色清妍、温暖宜人的美好季节,展现出仲春时节丰富的节俗意蕴和风景美感.在人文象征上,杏花作为仙、医、儒等人格身份的标志以及作为幸运之花的社会内容都显示了特定的历史机缘,其象征女性则重在小家碧玉朴素温柔的性格、气质.宋以来出现的"杏花村"、"杏花春雨江南"等组合意象,是杏花自然属性与社会历史发展长期激发酝酿的结果,积淀着社会生活和人文理想的深厚内涵,已成为具有广泛共鸣效应的审美文化符号,在文学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     

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

象征性是宗教剧的显著特点,也是解读其主旨和蕴涵的关键。在元代宗教剧众多的宗教意象中,"灵山""蓬莱""桃源""仙子"等意象的象征性尤为突出。在表层意义上,它们是宗教理想世界的象征;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们则是文人世俗情怀的寄托。将《黄粱梦》杂剧与同题材的宗教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位与神本位的不同。对人神恋爱剧的分析也可以发现,浪漫的仙乡实为文人心中的故乡。从"蓬莱"到"桃源",有着渐近人性的内在关联。元代宗教剧虽然不乏鲜明的宗教色彩,但其最核心的象征意蕴并不是宣扬宗教的解脱,而是表现人间的窘迫和人生的热望。神圣与世俗的掺杂正是元代宗教剧的特征与魅力之所在。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飘自乱世的隐逸之歌——杂剧《误入桃源》发微

"桃源"故事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元末明初王子一沿用传统题材敷演成杂剧《刘晨阮肇误入桃源》.该剧创作于特定的时代,在体现出与元代早期神仙道化剧基本一致的内在精神的同时,更折射着元明之际文人士子于尘世、林泉之间苦苦徘徊的个体情感体验和渴求于花、酒、声、色中成仙入道的人生取向,具有不可轻视的认识价值.《误入桃源》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呈现明显的雅化倾向,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应重新予以公正评价.     

自期 自幻 自失——丘濬诗词涉海意象蕴含的三重心境

作为海南本土文学家,丘濬长于沧海之滨而宦游于禁闱之地;贵为内阁名臣却屡怀乘桴之思,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在丘濬创作中凝聚为引人瞩目的涉海意象,成为折射其人生心境的典型载体。早期丘濬以"遥指中原"之志自我期许,故将穷荒远海讴赞为不减中州的奇绝瀛海;初入禁闱则以踊跃鸣盛之情自我幻化,故将帝乡宦海视为人间瀛海;晚年垂暮则因素心难遂而自我失据,故将一腔孤忱寄托于梦中远海。丘濬诗词涉海意象的哲思内涵容有不足,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变奏以及对忠孝两种人生路径的双重悲鸣,既深度契合丘濬作为理学名臣的人格境界,亦对传统士大夫群体的家国情怀做出了深挚书写,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听雨诗探论

"听雨"是中国古代的文人雅事。在历代诗人的反复吟咏中,"听雨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类型。中国古典诗词对听雨的书写,有一个绵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诗经》时代。听雨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类型,不仅是因为写到听雨的诗词数量多,更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书写模式。这个模式包括选择特定的意象,如芭蕉、荷叶、梧桐、台阶、屋檐、船篷等;也包括表达特定的主题和情感,如夜长不寐、羁旅思乡。至宋代,听雨诗更多地表现文人的闲适心态与书斋趣味,而元代以后大量出现的"听雨图""听雨图题诗"表明"听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古典诗词中的“酒”

中国古代诗词中包含了许多书写"酒"、饮"酒"的诗句."酒"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因素出现在诗词创作中,体现了作者主体的个人情怀和审美趋向,并具体表现为:爱国忧民的庙堂情怀;酒酣情浓的情谊书写;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淡薄名利的洒脱,应该说,通过文学加工"酒"超出了单纯的物质意义,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邺都、洛阳宫阙与汉魏六朝诗的高楼意象

汉魏六朝诗中有很多高楼或高台意象,广泛分布于登览、闺情、游仙等题材。但这些意象来历不明,不知何指。从历史地理、都城建设和文学的关系看,魏初邺都西北的铜雀台和洛阳北宫是汉魏古诗中西北高楼的原型。高楼意象来源于这两都的城市建筑与文人生活。当城市建筑和文人生活对接时,文学就在这里发生交集,魏晋间第一批写城市风光和宫廷建筑的作品就此诞生。在这些作品中,一部分为登临览胜赋物写景,意象较浅;一部分系比兴象征,感慨较深。此后之作则是对汉魏诗的模拟,但仍有审美构建及题材拓展、主题深化的意义。     

宋代馆阁曝书活动及其文化意义

宋代的馆阁号称蓬山藏室和育才之府,因其地位的非同寻常,故其曝书活动亦倍受关注.期间文士纵观馆库秘书,以知图籍之富;朝延安排旨酒佳馔,以见崇儒之盛;帝王传赐典册翰墨,以宣惠爱之深;文人赋咏题名,尽显风雅.宋代馆阁曝书活动的文化意义在于:提倡文治,优宠儒臣;促进了宋人的翰墨风流;加强了文人的集团性、群体性.     

飘自乱世的隐逸之歌——杂剧《误入桃源》发微

“桃源”故事在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元末明初王子一沿用传统题材敷演成杂剧《刘晨阮肇误入桃源》。该剧创作于特定的时代,在体现出与元代早期神仙道化剧基本一致的内在精神的同时,更折射着元明之际文人士子于尘世、林泉之间苦苦徘徊的个体情感体验和渴求于花、酒、声、色中成仙入道的人生取向,具有不可轻视的认识价值。《误入桃源》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呈现明显的雅化倾向,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应重新予以公正评价。     

“人面桃花”的原型意义与影响

源于唐代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人面桃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语境之一,其原型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二是对昔日美好情感的追忆和留恋.文人或者以诗歌为蓝本进行加工和合理推衍,改编成生动曲折的故事,表现了对传统题材的继承和发展;或者以"人面桃花"为固有意象写入诗词作品,表现了对原型意义的体认和摹写.     

从意境论到品味论──司空图诗论探微

一唐末文人淡漠政治、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直接造成诗歌创作由冷寂情思与淡泊境界走向浅俗平庸的同时，由于远离现实政治之纷扰，实际上又为诗人得以集中精力于艺术的涵味品鉴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六诗云“浮世荣枯总不知，且化花阵被风欺。依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正是对这种人生感受、心理动态乃至价值取向的极为简洁、明晰而生动的概括。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唐末文人亦往往能于平淡淡俗的体格中营造出一种可资品昧的空间．宋人评薛能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如刍，时…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论宋代海洋诗词生成的文化环境

自宋代起,海洋诗词异军突起,数量骤增,其中观海、观潮作品尤多,为前代所远不及。通过对这些作品主旨及背景的考察,发现其创作与当时注重休闲游赏的风气有关,由于海洋对陶冶情操、励志情趣、保全个体完整人格与精神坚守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游赏海洋一度为宋代文人雅士所倾心,这对宋代海洋诗词的创作有较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书写海洋一时风起。此外,受宋代独特面海政治军事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钱塘观潮诗词也成为宋人抒怀咏志的重要媒介。文章从宋人游赏的角度入手,探析宋代海洋诗词生成和兴盛的原因,并由此把握宋人独特的海洋审美趋向、精神风貌以及创作心态。     

论宋人落第诗

科举考试是宋代绝大多数文人必须经历和体验的一个生活阶段,因此,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诸多生活形态便成为宋诗描写和表现的一大主题。宋人落第诗或是落第者自抒胸臆,或是他人安慰劝解,诗歌渲染上一层悲苦气氛,富有艺术感染力,是种种写科举题材诗歌中最为出色的。宋人落第诗最常见的劝慰方式是以山水风景、春日风光等自然景色相慰藉,劝慰落第者览景遣情,排解愁绪。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一种风貌:融情于景,蕴藉隽永。宋人落第诗大都择要叙说,点到为止,不发长篇议论,故多数落第诗篇幅短小。由此形成宋人落第诗的又一风貌:短小精悍,语意深长。宋人落第诗的风格,以凄怨和悲愤两种情调为主。总之,宋人落第诗摆脱了"议论、才学、文字"的窠臼,面目清新,含蓄淡约,其诗风类似唐诗。     

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

由温庭筠的创作可引发两个问题：其一，同样作为诗词兼善的作家，与欧阳修、苏轼等不同的是，为何其在诗史上多受讥诮，而在词史上却被尊为“温韦宗风”①、以花间鼻祖视之呢？其二，其诗与其词非常相似，亦多具绮艳风格，为何相似的题材、意象乃至相似的表现手法，创作出之诗与词在艺术成就上却相差如此悬殊呢？而由此还可引发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诗词美学特质究竟有何不同？本文将结合温庭筠的具体创作对此加以讨论。温庭筠诗不仅仅是描写情爱题材的作品才具有绮艳风格，而是在许多其他题材如咏史、怀古等作品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论《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古诗十九首》是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其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有其独到之处,本文通过对其意象及其组合方式的分析,把握古诗十九首意象的特征。     

精神空间与自我探求:中国古代女性文人室名堂号解析

中国古代女性文人对室名堂号的使用有别于以男性审美为主流的文坛风尚,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别基本特征。女性室名堂号以与"香草美人"体系相关的自然意象为主,主动或被动地趋近婉约清丽的风格。家庭生活与亲缘关系亦是女性文人室名堂号的主题之一,她们以此表达与同辈、配偶、父母长辈等亲属间的情感关联,体现女性自身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家庭属性。女性文人室名堂号既展现社会主流观念对女性的认知与期望,也反映女性为争取文学创作自由的努力,更承载女性在受限制的生活空间中对自我的探求和落定。女性作者试图藉此达成对自我的认知、彰显和再命名,是她们对自身话语权的强调,是女性精神文化层面存在方式的一个侧面。     

“文化”、“文学”字样忌滥用

今天“文化”、“文学”字样滥用已极,如酒文化,使酒可称文化,则以酒亡国之商纣,岂不可称为文化哲人,“酒诰”为妄作矣。茶可称茶文化,实则陆羽“茶经”,亦仅为文人韵事之一,何文化之有?东瀛有“茶道”与“书道”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