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晚清杨恩寿的词学主张及在湖湘派中的定位

晚清湖湘派词人杨恩寿以戏曲家、诗人名于世,在词学领域也有一定建树,其《论词绝句》三十首及《词余丛话》部分内容体现了推尊词体、推崇姜张和浙西词派词风、严审词律等词学主张。杨恩寿有《坦园词录》七卷,学习姜夔张炎词风,词境多为清冷、寂苦、伤感,在用词、修辞上,多选用寂冷色调,词境伤感清苦。杨恩寿词虽为曲家之词、诗人之词,在晚清湖湘词派中,被称为“同光三家词”之一。     

中国传统论词绝句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述论

我国传统论词绝句的发展流变脉络大致可概括为:元明两代为孕育衍生期,清代前期为成长发展期,清代中期为全面繁盛期,晚清时期为成熟深化期,民国年间为继续流衍期,新中国以后为余光流彩期.其总体上呈现出前端细长不显,中段肥大丰满,后部纤弱不继的结构形态.传统论词绝句的衍化流变特征大致表现为:在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由慢而快,数量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规模由小而大,内在系统性不断加强,螺旋提升然后又复趋于"玩赏","内敛性"特色比较明显.它与词话、序跋、词选、评点等一起,共构出传统词学理论批评的丰富内涵及完整体貌.     

清代论词绝句的词史观念及价值

清代论词绝句组诗是一种特殊的词论类型.不少论词绝句组诗系统地评论历代词人,包含着对于词史及相关问题的见解,体现了论者的词史观.从词史的角度看,清人的论词绝句有词通史、唐宋词史、当代词史、地方词史、女性词史等不同内容.论词绝句特别注意在词史上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词人,如李白、温庭筠、李后主、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元好问、杨慎、朱彝尊等.清人论词绝句通过对个体词人的评论,对词史发展嬗变的关键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对词史演进历程的把握.     

两宋词坛雅俗之辨的文化阐释

雅俗之辨始于北宋而盛于南宋，是两宋词学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该主题是由 两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是艺术创作上的雅俗之辨，一是文化层次上的雅俗之辨。北宋的雅俗 之辨主要侧重于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属于艺术创作论；南宋的雅俗之辨则超越了艺术的范畴而 扩展到了雅俗两大文化层次的辨析，具有了“文化论” 的内涵特征。这种发展既取决于两宋时 代精神的新变，又体现了其文化价值取向在词体创作中的演变。但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根 植于宋代文人士大夫雅俗并存的双重文化性格。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中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南北宋之宗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三条线索中:一是偏重以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二是偏重以南宋词为宗之论的承传,三是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之论的承传.上述三条线索,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审美取向,共同构建出元代以后词的基本创作路径与艺术格局.     

再评李清照的《词论》

李清照的《词论》,是我国妇女撰写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文,也是最早而不可多得的探讨长短句词学的论著。李清照是我国文学史上卓然一家的女词人,根据其创作经验写成的《词论》,又旗帜鲜明地对词的艺术特点、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五代、北宋以来许多蜚声词坛的名手,作了尖锐的批评。因此,自南宋以来,《词论》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词论》既涉及到对词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也涉及到对北宋词的演变发展的认识;既     

“清季四大词人”的词集选编与词学旨趣

从词集选编及校评角度对"清季四大词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做整体研究,探讨四人的词学思想与艺术旨趣。他们重视词学基础文献的搜集、整理,且成果显赫;注重词学理论的阐发、弘扬,将理论与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其丰富的词学思想主要通过序跋与评议体现,大致表现在尊词体,重情性,倡重拙大,主寄托,彰显出自觉的词学流派意识,并有开阔包容的词学观。四大词人将选编、校勘、理论、创作四者结合,尤其是比兴与寄托手法的运用,使"清季四大词人"在词集选编与艺术创作旨趣方面达到审美趋近。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中:一是在题名中未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二是在题名中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陈聂恒、汪筠、李其永、吴孟鋗、周之琦、程恩泽、高旭等大多运用第一类型的论词绝句;而郑方坤、江昱、沈初、朱小岑、王僧保、沈道宽、宋翔凤、谭莹、冯煦、潘飞声、高旭等则主要运用后一类型的论词绝句;也有两种类型均有者,如厉鹗、高旭等.清代论词绝句的这两种形式,共构出我国古代论词绝句的主体骨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两宋赠妓、咏妓词的异同

赠妓、咏妓词最具词体本色风貌,并始终贯穿于宋词的创作中.宋词对歌妓的刻画不仅表现在容貌、情态、技艺等方面,同时也传达出文人对歌妓的情感类型,即狎玩戏谑、蕴含感情、有所寄托等.由于词体发展以及时代风貌的不同,两宋赠妓、咏妓词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北宋词人提及歌妓实名时,多出现在词作中,而南宋多见于题序;南宋赠妓、咏妓词所表现的内容、情感比北宋更为宽泛,出现了赠妓却非关艳情及绝情之作,还出现咏老妓、悼亡妓等北宋词不曾涉及的内容.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     

清末民初的词社与词风

词社从南宋后期发源,至清末民初活动达到鼎盛。地域上,江苏、浙江、北京、上海之外,粤闽湘黔等多地也兴起词社;人员上,戈载、"晚清四大家"等词派首领纷纷建社。此时的词社与词派产生密切因果关系,从而引导了当代词风。另外,词社领袖通过提携成员、刊刻词籍、发布词论等方式,在推动词学建设上起到重要作用。而词社活动时间的长短,也对词风变迁产生了影响。     

清真词概论

清真词向有集大成之称，历代词论家把人们称颂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周邦彦身上，如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就将他喻为“词中老杜”，陈匪石在《宋词举》中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这仅指他在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指其词的内容像杜甫那样负海涵天，博大深厚。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清真词的意境与情感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连王国维也惋惜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清真词在创作方法上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的转折点。他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     

词史·词心·词艺

从本世纪30年代初刘毓盘著《词史》和王易著《词曲史》面世以来,我们已有了多种词史或断代词史之类著作;只是还不见一部写南宋词的专史。毋论词学家对南宋词或褒(如朱彝尊)、或贬(如王国维),但都承认它在中国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以存词数量之多远迈前代,而且在风格、题材及审美技艺诸方面都有长足进展。因此全面、准确和深入地总结南宋词的的艺术经验和发展规律,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南宋词史》的著者对自唐至近代的词史作了宏观考察,从而确认南宋词为词史上的巅峰。本书紧紧扣住这一论旨,对南宋词的发展,演变及其高峰形态进行了全面论述,并深层次地探讨了其审美特征和形成根由。著者还详细地分析了南宋词之所以超越唐五代词、北宋词及清词的各个方面,以图弥补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它评价偏低的缺憾。     

苏辛词风异同辨

在词的发展史上,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都是别开生面的大家。他们先后以特具的胆识、卓荦的手笔突破了以纤艳柔脆之调抒婉委轻软之情的传统词风,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拓宽了词的艺术领域。然而,不同作家在同一艺术领域内有所新的创辟,并不就等于他们的步履先后同印在一条蹊径上。特别是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集中表现的风格特征,即使在构成因素上他们容或有     

刘熙载的词品说

有清一代,词学极盛,词的创作也很繁荣;而且词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又能互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上的特点。这期间,主盟词坛的,中叶以前为渐(江)派;以后为常(州)派。浙派以朱彝尊和厉鹗为代表,提倡清空俊快而宗白石,尊南宋;常派以张惠言为代表,提倡比兴寄托祖清真,尊北宋。虽然各与其所尊有矛盾,但他们的理论、创作都是为了补弊救偏而发的。浙派提倡清空以救明末词流为纤巧之失;常派提倡寄托则防当时的“淫词”、“鄙词”和“游词”之患(金应珪《词选后序》)。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逐渐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清政府“恩威兼施”,封建知识分子在清廷的淫威和利诱之下,甘愿为异族统治政权服务,讴歌它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孕育了和培养了浙派词人,他们宣称“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这就走上了脱离现实,追求声律之美的道路。自嘉庆、道光以后,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伟大的农民     

南唐词的审美特质

花间词与南唐词,是五代词坛盛开的两束奇葩,虽然较多表现离别相思、儿女情怀,却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风貌、艺术魅力.两者风格特征的区别,与巴蜀和江南地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通过与花间词的综合比较,彰显出南唐词独特的审美特质:富贵典雅之致、忧患感伤之意、主观情性之美、疏朗清畅之调.南唐词艺术为北宋文人词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