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启蒙视阈下中西“理性”观之考察

正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讨论语境中,"中国式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已如此紧密,以至于被当作同义语使用。①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某个面相,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五四运动与启蒙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舒衡哲—李泽厚以及汪晖的启蒙论叙事,还是冯友兰—沟口雄三那样避免直接提及启蒙的叙事,都不言而喻地将启蒙置于和传统的对立之中。②同时,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追问,被当作中国启蒙思想史解释工具的"启蒙"观念,究竟是何含义?无疑,这两个问题——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对启蒙的界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另一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也向史学开放,那么后一个问题应完全属于哲学。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和”

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学、道学、玄学、理学等几大学派,都有自己的范畴群或范畴体系,也都论述过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早的范畴之一——"和",而且这种论述是历时几千年而不衰的.可是思想史界对"和"范畴的研讨却非常薄弱,至今仍没见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作者想在这里谈一些看法,作为讨论.重点是要研究"和"范畴在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中的具体内涵和作用,并从这个角度来探寻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质及其历史功过.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冯友兰与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学者,他一生致力于儒学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有力地促进了儒学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他对于哲学使命、哲学方法、哲学命题以及哲学方向的可贵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研究获得了典范意义的符合现代学术体系要求的学科范式.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南宋理学家胡宏心性论思想探析

南宋理学家胡宏思想中的心性理论的根本特点是"性体心用".胡宏在儒学哲学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激相融的思想史背景在胡宏思想中所留下的烙印.值得深入研究.     

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     

论马克思价值观的哲学思想前提

近年来关于"以人为本"理念的理论性质及其哲学前提和历史观基础的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归根到底源于并归结为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实质、理论性质和历史地位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评价。深入探讨和深度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观与其"实践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是解决上述思想矛盾及其观点分歧和理论争论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对马克思价值观的思想前提和哲学基础的探讨,离不开对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研究范式转换、思想前提变革、思维方式转变和历史观念变革的考察与研究,其实质是深刻理解与科学评价马克思之改变世界的哲学范式、实践的人道主义之思想前提、实践观点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而马克思价值观的哲学思想前提,正是马克思的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观点为思维方式、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历史观的"实践的人道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路径抉择及其反思——以钱穆与冯友兰为中心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疑问,此问题的背后可能缘于依什么样的思考框架来治中国思想作为历史的学问的问题。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作为历史的学问,学术界有多种做法,如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哲学史等。本文以钱穆与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及其择取根据为例,以期窥探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因缘、问题、轴心、轨迹。钱穆不主张以分科之学特别是"哲学"来梳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作为历史的学问;而冯友兰则是以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清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重要代表,其所著之"三史"、"六书",就是以"哲学"史的框架叙述传统,以"新理学"的框架开新。在对钱、冯二位先生的学术乃至哲学观的比较中,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生长发展的问题与特点。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新范式·新路向·新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倾向

确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和形成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路向,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倾向。前者强调研究范式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表征,范式转换要把握好"结合"关,要反对各种教条主义,要整合不同的研究范式。后者强调要研究中国问题,要反思现代中国思想史,要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要突出问题意识。这个"新范式"和"新路向"共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引向新未来。     

“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7周年座谈会暨冯学学习培训会”在郑州举行

2012年12月1—2日,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7周年座谈会暨冯学学习培训会"在郑州举行。来自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中州大学、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的专家学者,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以及冯友兰先生老家祈仪镇的领导、企业界代表和媒体记者共50多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冯友兰先生是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祈仪镇走出来的20世纪中外闻名的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友兰“照着讲”对“宋学”的当代发展——基于诠释论视阈的考察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所谓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态度。就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同质性言,都关涉到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现代诠释这一根本问题;而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在冯友兰这里主要表现为哲学史的整理与哲学理论体系创作即不同研究任务上的差别。从哲学诠释论的视阈看,冯友兰的照着讲并非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简单整理与使之系统化,在积极继承中国传统注经汉学、宋学的基础上,其创造性地引入近代西方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等现代诠释理论,提升和发展了汉学,尤其是宋学的诠释意蕴。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本文认为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 ,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 ,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 ,以便在“哲学”的视域 ,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     

也论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传统观点认为胡适是自由主义者,而鲁迅则不是;相反意见则认为鲁迅而非胡适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上两派各执一词,迄今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成为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悬案。其实,胡适和鲁迅都和自由主义有关联,胡适属于原典自由主义,鲁迅属于个性自由主义。原典自由主义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个性自由主义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只具备原典自由主义所有原则中的重要一端,即其中之一的"个人主义原则",注重个性自由,而其内涵近似于"哲学自由主义"。鲁迅的脑袋能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但帽子的款式却是个性自由主义,而非胡适式的原典自由主义。     

从表征方式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冯友兰先生的正负方法论为视角

“中国有无哲学”一直是中国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持中国有哲学论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哲学的成立 ,如胡适的“哲学问题”论证、冯友兰的“内容相似”论证、韦政通的“哲学起源”论证、牟宗三的“文化要素”论证等等① 。反对者认为 ,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几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到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受知识储备及时间局促等条件限制,这些讨论尚欠深入,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限定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的意义上,那么,使用"范式转换"的论者,无论是认为这一转换是"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从本体论哲学范式到认识论哲学范式再到价值论哲学范式的变革".从"物"的哲学范式向"人"的哲学范式转换,从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向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的转换,从"看世界的哲学"向"改造世界的哲学"的转换,还是"由朴素实在论思维方式向实践论思维方式的转换"等等,所欲说明的问题都是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半个世纪的形态演变.将马克思哲学视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哲学,而将它所批评的传统哲学归结为理论哲学,当能更好地表达马克思本人哲学革命的实质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转换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