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苏州文人意趣与造物理念

晚明苏州文人意趣因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形成了亦古亦今的闲赏美学风尚,建立起"宜人宜景宜自然"的造物标准,并强调致用为尚的功能主义,从而形成了苏州文人独特的造物观.晚明苏州文人喜好以美的事物来装点悠闲无虑的日常起居生活;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品质,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对待造物,晚明苏州文人提倡致用的功能,不断推陈出新,在"物妖"和"奇技淫巧"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一种极具勇气的创新精神.     

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对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启示

新时代提升国民幸福感是事关全社会人民发展的大事,伊壁鸠鲁是古希腊哲学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伊壁鸠鲁的诸多思想蕴含着关于幸福快乐的观点,对新时代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性质,伊壁鸠鲁对快乐有静态和动态等层次上的划分,其认为快乐的出发点不是单一的,"享乐"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快乐.正确把握其对快乐层次上的划分对当前国民幸福感层次划分的启示;理清当前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思想中对"享乐主义"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等,促使在新时代更深入提升国民幸福感.     

晚明小说"传道"的伦理价值取向

明代中期"心学"理论的发展影响了晚明小说的潮流和风尚,在"主情"、"性灵"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晚明绝大多数文人都坚持,文学对真心真情的追求不能逾越儒家传统伦理的范围。明代文人认为小说具有"劝惩教化"价值功能,尤其是通俗小说作品,对于教化百姓知晓伦常道理功不可没。     

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

本文通过对晚明近千篇游记的检索与分析,结合晚明社会转型期思想激荡的社会背景,探寻晚明旅游,尤其是文人休闲旅游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笔者从阳明心学对人性的解放引出了晚明崇奢重适的生活风尚,并带来了人们对旅游观念的重审与重构,作为尚适理念的重要体现,旅游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行为,而是人性中所必需与所必有.求适观念与旅游行为的结合,养成了晚明文人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游风.     

伊壁鸠鲁和庄子快乐观的比较及其当代意义

伊壁鸠鲁的快乐观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强调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庄子的快乐观建立在"道"论的基础上,无为而诚,同一大通,物我两忘,并区分"天乐"和"人乐"。伊壁鸠鲁走的是理性主义的路线,重视感觉经验,他认为,理性、美徳是通往快乐之路的桥梁。庄子则贬斥经验知识,批判仁义道德,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去体认"至乐",走的是神秘直觉主义路线。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观都具有还原论的色彩,主张回到个体的存在和最低资源的消耗,为当代人解决精神痛苦指明了一条哲学治疗的道路。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写其恍惚:论李流芳的西湖山水画风格

西湖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母题,自北宋起不同时代的画家都试图用笔墨再现西湖的风韵。晚明嘉定画家李流芳一生创作了大量西湖山水画,其"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反映了晚明文人画家在熟谙山水画史基础上对艺术语言的自觉选择。本文将他的画作置于一个历史坐标中加以分析,这个坐标的纵轴是宋、元、明三代的西湖山水画,横轴则是与李流芳同时期的其他表现西湖风景的作品。这一坐标的构建使读者不仅能对图像再现西湖的历史有简要的认识,也可以更全面地把握以李流芳为代表的晚明西湖山水画的特点。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晚明浙江阳明心学的儒佛会通

晚明时期,多种思潮并兴,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事功之学、佛学等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各种思潮互相辩驳、影响、会通,其中阳明心学和佛学的会通尤有特色。浙中王学左派代表人物王畿、周汝登援佛入儒,以"四无句"突出了对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侧面的强调,并将"虚""无"等概念脱敏,从佛老专有概念这一窠臼中剥离出来,突出儒家使用这些概念的优先性与合法性,并将其上升到"千圣之学脉"的高度。他们基于儒家立场,以阳明心学传人自居,但不讳言佛教,常引入佛教概念来说明儒家思想。晚明时期服膺阳明心学,同时又有佛教信仰的居士也有不少,如陶望龄、陶奭龄兄弟等既是阳明学的坚定维护者,同时对佛法又有信仰,他们极力会通儒佛,对佛教义理有较深入的理解,是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另一种形式。晚明心学与佛学会通的时代特征,也交汇于"浙党"这一群体身上,他们在朝为官,在政治上参与晚明党争,同时因成长于浙江这方水土,深受阳明心学与佛学会通思潮的影响。援佛入儒、儒佛交融、亦儒亦佛,浙江阳明心学与佛学的会通呈现了儒佛关系的复杂和多面向特色,是晚明三教一致思想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悟空与猪八戒:狂与欲

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神话人物形象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美学风貌构成对比的姿态。从与时代契合的角度观照这两个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折射出浓郁的心学色彩 ,他们分别代表了处于流变之中的阳明心学对人性的呼求———狂与欲。狂与欲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呈现出合流和变异的态势 ,成为晚明士风的主基调 ,从这个角度看 ,《西游记》确实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之作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论颠覆传统"君权"观念的晚明历史语境及其思想特征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坚守对传统的尊重与敬仰,但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恪守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君权"为视点,在晚明"越礼逾制"的历史语境中,描述了传统君权思想遭受的挑战,认为晚明对传统的批判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影响,还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以及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密切相关.     

明刊日用类书所辑诗歌初探

明代万历间刊《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的"诗对门"和"笑谈门"辑录了众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在选材倾向、欣赏旨趣及文化属性等方面都体现出悖逆传统诗学观念的特征。它们奉解颐、娱乐为最高原则,形式上竭力迎合市民大众的欣赏习惯。这些诗歌对娱乐、谐谑价值的公然肯定,是晚明城市"幽默"文化精神的折射,是对"庄重"诗学传统的一种颠覆。在我们建构明代诗歌史的过程中,复古派、性灵派等文人诗歌的主导地位固不可削弱,但曾流行于晚明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诗歌资料也是不可偏废的基石。     

情痴说:中国古典剧论的典范思想——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内涵及其意义

"情痴说"是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基石,它是晚明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晚明文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情痴说"强调演员的情感体验,与西方戏剧表演论中体验派的理论接近.通过潘之恒的"情痴说",我们对中国古代伶工注重内心情感体验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晚明小品折射的文人心态

从某种角度来说,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轻灵的小品可以折射出变乱纷呈的晚明文人复杂多样的心态。异端倾向、末世情怀、自娱心态、遗民心绪,依次展现了晚明文人丰富而真实的生命状态。     

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从内在精神上看,它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中晚期就有了明显的转型迹象;只是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西学东渐步伐在晚清的逐渐加大与文人启蒙意识的兴起,传统文人意识逐步消解,文人平民化思想日益形成;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晚清以"救亡图存"为主的近代话语背景下,迅速走上了由渐变到裂变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之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晚明“闲赏”生活美学意境的营构

晚明“闲赏”文化高度发达,文人们极为重视“闲赏”审美意境的营构,突出地表现在经由种种“长物”的存在,以及“物”与“我”的互动交感、“物”与“物”的相称相宜,开启出一种美学生活境界.其中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刻意疏离、抗拒“世俗世界”的士人的生命情调,以此作为避祸全身、修身养性的生命据点.然而,在追求精神超尘绝俗的同时,他们又留连于世俗享乐中无法自拔.清逸高旷意境的营构是晚明文人的理想,也可以视作他们对自身的一种精神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