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型担保的民法定位与实践展开

买卖型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其担保功能的实现严重依赖于买卖合同预期收益以及买卖合同的可执行性。由于无法控制债务人转让买卖合同标的物,与典型担保相比,债权人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23条忽视了买卖型担保功能实现的特殊性,过分高估了债务人利益受损问题。买卖型担保明显不同于让与担保,与流质流押也存在本质区别,实质上是附有债务人选择权的清偿合意,债务人可以利用选择权充分保障自身利益。应当建立健全买卖型担保的登记制度,进一步强化债权人对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控制力。债务人未按期清偿债务时,应当准许债权人诉请强制履行买卖合同。     

《民法典》时代非典型担保的逻辑追问与效力审视——以买卖型担保为分析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对担保功能合同的确立,为非典型担保的创设和物权化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法律适用空间。但是,中国担保立法理念长期以来对于静态交易安全的注重,使得谨慎的规制态度仍旧缠绕着非典型担保。非典型担保旺盛的生命力,源自其能在增强市场主体融资信用的同时,契合市场交易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作为典型担保的补充性替代,非典型担保以私法自治的契约自由原则为制度创设的理论基础,以商事理性的诚实信用原则为顺利履行的依托。因此,法律对于非典型担保之交易设计的效力审查,应当秉持意思自治的理念,而不是着重强调“父爱主义”的管制。就买卖型担保而言,基于备案登记的良好公示效果和《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28条的规定,应当赋予已备案登记的买卖型担保债权人以优先受偿权;《民法典》第401条类推适用的结果,应当是在允许买卖型担保流质的同时负有必要的清算义务。     

预告登记与“买卖不破租赁”之矛盾及化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对买卖不破租赁规定的但书并未涉及存在预告登记的情况。发生在预告登记后的租赁是否仍能够以买卖不破租赁对抗之前的预告登记,这一问题在德国法上亦存在争议。尽管二者均为物权化之债权,但并不宜直接参照物权,以时间先后作为优先顺位的判断标准。在我国人口迁徙与城镇化的背景之下,根植于社会保护和生存利益保护之上的租赁权,得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之前的预告登记。而未来民法可能的发展方向——大财产权体系,也应当避免简单参照现有物权的顺位判断标准。     

后民法典时代的让与担保及其适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8条

当事人为担保债务履行而签订的买卖合同或者以物抵债协议在性质上应属旨在设立让与担保物权的让与担保合同,是民法典第388条规定的“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11号就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提供了相应的裁判规则,《九民纪要》亦就此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在此背景下,2020年第二次修正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3条不能作为否定担保型买卖合同或者以物抵债协议效力的依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8条旨在澄清实践中的诸多误解,以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认定为切入点,为解决后民法典时代的让与担保纠纷案件提供裁判规则。     

城镇私房买卖“过户登记”的法律性质研究

私房买卖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有关过户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过户登记"不是履行买卖合同的方式,而是一种物权行为.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

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多元社会,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意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评价标准被学者们抛弃,"如何合法化一个国家"的问题被"如何证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取代,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证成转向。证成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公共协商取代多数决定,其实质则是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再分配,即在多数掌握了强制权的条件下,因多元社会的形成而沦为少数的主流群体试图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抗衡多数,来继续维护其对社会的控制。就此而言,证成转向反映了西方主流群体对多元社会的一种忧惧,而这种忧惧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社会中究竟需要政治同化还是政治进化的问题。     

古代契约“中人”现象的法文化背景——以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为例

"中人"是中华法系契约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重要的法律现象。在清代的土地买卖契约中,所有的契约差不多都有"中人"参与,并在契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出卖人所在地德高望重者和与出卖人同姓者作为契约"中人"是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中人"现象有着特有的法文化背景,民事领域内国家制定法的让位是民事立法背景,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为民事司法背景,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乡族共同体构成社会背景。     

论登记型与占有型动产担保物权的冲突及其消解

登记作为动产担保物权的公示方式后,担保物范围的扩大成为可能,同时却带来占有与登记公示效力冲突的问题。在承认冲突的前提下,构建清晰明确的优先顺位规则是解决冲突的必由之路。具体而言,法定担保物权优先于意定担保物权,购买价金担保权应当优先于留置权;意定担保物权之间的顺位需分情况对待,在权利同时产生的情形下,航空器、船舶、机动车等设定动产担保时,登记型担保物权优先于占有型担保物权,其余动产上设定担保时,占有型担保物权优先于登记型担保物权。     

家庭教育立法的正当性证成与基本框架设计

家庭教育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未成年人道德水平下降、家长养育理念与技能落后反推家庭教育需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家庭与政府、社会、学校等外部关系.从家规到国法,家庭教育的公共性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家国文化的传承给予家庭教育立法可行性文化土壤.从政策到法律,家庭教育立法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地方九省家庭教育立法案的出台,为全国性立法奠定基础.基于家庭教育立法已证成其正当性,从法理基础、立法目的 、立法内容层面,制定家庭教育立法框架,以提高家长亲职教育能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国家与社会长治久安.     

“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与再生

19世纪之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确立宣告了罗马法中确立的"买卖破除租赁"原则的死亡,现代社会的发展又为"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提供了再生的土壤,"买卖破除租赁"原则是债权相对性及其与物权并存时物权的优先性原理的逻辑结果。     

公用企业基本法立法的逻辑证成与基本结构

我国公用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失衡、改革目标异化和公用企业的治理困境等缺失,需要有效的制度予以规范。而现行公用企业立法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操作性和协调性,不足以作为公用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支撑。因此有必要以公用企业基本法为中心,重构我国公用企业规制立法体系。从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政策和立法基础来看,公用企业基本法立法具有可行性。基本法应当基于公共利益的理念,设立政府责任的多元化、企业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等三项规则。     

论售后回租担保权的法律构造——以避法行为理论为视角

售后回租是近年来兴起的信贷形式,裁判实践多将其认定为融资租赁或分期付款买卖,亦存在大量实为借贷的情形。理论上分别以所有权和担保权构造解释售后回租。售后回租乃无名合同,当其具有担保功能时,售后回租系独立的担保物权类型。应当借助避法行为理论,令售后回租在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担保观间实现平衡。售后回租担保权的设立依赖于有效的售后回租合同、承租人的处分权,以及担保功能的具备。其中,售后回租担保功能的识别无法以让与担保为参照,应借鉴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担保不违反物权法定,应遵守公示要件、权利竞存与延伸的担保强行法,但不适用超级优先权规则。同时,售后回租的实现可规避流质禁止和私力救济禁止。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反思与否定证成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导致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2017年，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明晰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厘定是解决人工智能其他相关法律问题的“钥匙”。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厘清与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界定、侵权责任认定、责任能力承担以及惩罚标准的适用等方面都紧密相关。现有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研究主要是以主客体二分法为讨论的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人工智能法律主体适格性的研究应当回溯至法学理论的本源，从民事主体自身的适格性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方能知其所以然。     

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

中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对于是否有必要制定《人格权法》及是否能够独立成为未来《民法案》的一编,引发学界讨论。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不能替代人格权法;侵权责任形式的多元化并不否定人格权法的独立成篇;侵权责任法替代人格权法将导致后者成为判例法;人格权法与侵权责任法内容上是相互衔接的。     

论担保国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担保国责任与义务”咨询案述评

“关于担保个体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咨询案①既是海底争端分庭受理的第一个案件,也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第一次被请求发表咨询意见.该咨询意见明确了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内容、范围,界定了赔偿责任问题.因此,认真研习该咨询意见对推进我国深海底采矿事业和“区域”资源的开发大有裨益.     

“婚姻法解释三”房产权属条款的法社会学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十条无意于侵害婚姻的伦理本质,推进或构建所谓的＂契约＂式婚姻;也不是漠视目前中国＂从夫居＂的婚姻现实,忽略性别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只是行为的底线。婚姻法是私法,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协议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婚姻法解释三＂对房产权属的配置所直面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毋宁是如何在离婚率增加、房价畸高、判决标准不一的情形下,为离婚时的房产权属争议提供公正、统一的司法判准。     

论鸦片战争前后的“更法”与“借法”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更法”,即变更旧制、整顿旧法开始,在新形势下又转向“借法”,即学习和取法西方。学习、借法西方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从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自强运动。     

成中英“哲学诗”与文学观的美学内涵

作为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早年就与文学、美学发生过亲密的接触,学术创作生涯,起步于中国宝岛台湾.他在诗情与哲思的结缘,以及文学语言特质、文学本质观念的探讨方面,饶有兴味,颇有深见,表现了耽思旁讯、超越新潮之风姿,其审美思维对当代美学本体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