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超越经学,回归子学: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

儒学现代发展落定在经学形态的两个理由,一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权威性,二是经学曾经发挥的政治整合作用。这两个理由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内在限制:它符合经学的历史真实,但它与儒学的现实处境相左。子学更有利于儒家的现代发展。从儒学的创制与传承上看,正是相与诘难的诸子学,给予原始儒学以巨大的思想活力;从儒学渐趋衰颓的史实看,正是儒学耽于权力的利用,明显丧失了思想活力与理论创造力。处于多元的现代社会,儒学必须与权力相疏离,与经学偏好保持距离,坚持子学进路,激发思想创造。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的思想市场中占据前沿位置,具备融汇各家理念的超级思想能力,并且为中国的现代转轨提供精神动力,引导现代中国人的健康生活。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论近代中国反孔思潮的兴起

近代中国,伴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思想界也发生了大变动。两千多年来高踞庙堂之上的儒学,受到猛烈震撼。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思想大厦,柱摇墙倾,坍塌崩毁之势,不可遏止。某一时代思想界的变动状况,总是该时代整个社会机体所发生的变动的鲜明标志。十九世纪末叶儒学在中国遭受到空前冲击,正可以看作沉睡于封建长梦中的中国开始醒来的重要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态。就拿宋元以降的历史看,改朝换代、统治者易姓乃至易族的事,在中国大地上不是迭次发生了吗?可是那并没有在思想界引起如此剧烈的变化。儒家统辖思想界的威势同,曾经是历数朝变制而安然无恙的,所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儒家思想与中国农民战争的关系探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封建政权的关系可概括为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两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同样,儒学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思想,也具有两面性,即作为农民的精神支柱的儒学以及作为农民怨愤对象的儒学,因为儒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政权的符号。这说明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超然于社会的独立存在。所以,中国的农民战争既尊孔尊儒又反孔反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的合理性。     

唐代的儒学复兴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由百家之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学.以儒家的经义断事不但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至东汉末年,随着刘氏王朝的解体,上述情况才有所转变,这就是:原来曾一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而盛行的意识形态——经学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佛学;社会思潮因之也由崇儒尊经转向尚玄(学)崇佛尊道(教).隋唐以来,儒学的这一历史厄运才开始出现了转机,由式微转向复兴.     

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关于"国学"的争论中,关于儒学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本文就这个话题谈一点肤浅看法;儒学与封建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地说.本文之论述将涉及以下内容;(1)儒学是前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之创立,本意不是为当时社会设立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方略,而是为当时失范的社会设立伦理规范(五常)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孔子儒家所设立的伦理规范是以双向约束为准则的平等性的伦理规范.它本来不具有拥护专制的意向,而儒学后来成为封建官方哲学.是由于汉儒将孔子儒学私自加入了"三纲"说内容;(3)"三纲"说之入儒学,改变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取向(以"人之平等"为价值),使儒学变得易于服务封建专制,从而为封建帝王所利用;(4)儒学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后仍对帝王专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鲁学”解

"鲁学"的产生与鲁地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就其字面意义言,"鲁学"应当是指鲁地的学问,但实际上又不仅仅限于鲁地。其核心内容虽然是儒学,但同样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其中还包涵着丰富的古代典章文献的含义。秦汉之际,"鲁学"与"齐学"在经学内涵方面殊途同归,而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两地学问逐渐分化,"鲁学"开始从单一经学向文学方面演变,孔融是汉魏文风转变的重要代表。     

“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历史和记忆的历史性哲学考察--从柏拉图到本雅明

在柏拉图主义传统中,"记忆"是个指向过去的词,并且被限定在意识层面和同一重复的死胡同里;先验主体之宏大叙事的确立,取消了记忆的历史性作用.思想之具有历史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传统哲学.后尼采式的"反讽"突破了过去--记忆、现在--思想、将来--预知的藩篱,它唤起的是一种没有起源、没有历史演变关系的记忆.本雅明将历史唯物主义修正为对所有可靠记忆加以质疑的反记忆,为其一种创世主义的革命张目,并与一种非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构成对话.     

封建中央集权制和中国——读中国政治制度史札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中央集权制是唯一的政体形式。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封建帝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独裁的官僚政治。这一政体,在历史上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对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也有两重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实践中,越来越阻滞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研究封建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封建主义,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     

曹操与儒学

儒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原始儒学经两汉时代的发展演变,至汉魏之际形成了不同的层面。曹操与儒学的关系,虽有矛盾之处,但从总体上看,相合之处甚多,儒学在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有时,曹操虽以两汉经学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但其精神在本质上却是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石及其影响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并将其上升为官方哲学,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儒家价值体系由先秦向封建正统的转向。由董仲舒主要思想奠基并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旨在强调以皇权为核心的整体利益的至上性。他对整体利益的强化,使整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了正统儒家的价值定势,构成了儒家价值体系的核心。整体主义作为处理个体和群体关系的价值主张,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个体的意志和人格独立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逻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范围的思潮论战,中西文化的碰撞,激荡出众多流派和"主义",各种思想纷繁交织,"主义"主导了那个年代的思想话语体系。随着社会的演进,这些"主义"旗帜有的倒下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而越发生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当时的主流思想从此岸三民主义经新三民主义之桥,而达新民主主义之胜利彼岸,这种嬗递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