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易学的“公共阐释”——兼论从春秋“士易学”到“儒门易”的演变

当下的阐释学大讨论,已经从概念的探讨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实现了由“破”到“立”的转化。在此背景下,以典范的阐释现象为研究范本,将当下热议的一系列阐释学范畴融汇到中国阐释学实践中很有必要。先秦易学便是这样的鲜活范本。对《周易》经传关系的梳理,可以探讨传统易学中那些暌违了历史事实的所谓“非历史阐释”的表现形式和衡量尺度;对春秋“士易学共同体”的描绘,可以寻绎公共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更创造性地启发了先秦易学阐释的“士易学”阶段,为易学阐释史的分期断代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而考察“士易学”到“儒门易”阐释范式的转变,正可印证“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及其“隐”与“显”等议题。总的说来,注重阐释效应的“公共阐释”研究,为先秦易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这种“自下而上”的阐释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鲜活样例。     

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出土相关材料对于《周易》文本的校读和经义的重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破除疑经风气和检讨20世纪的经注成果具有较大的作用,"《易》本卜筮之书"等观点得到了新材料的证实。《周易》经传无论在文本形式、表达方式还是在思想内容、阐释方式上,长期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易传》的产生导致了经传对立,并在一定意义上将经学转变为传学;程朱在《周易》"文本"与"解释"之关系上产生了对立,而民国学者深受新潮观念的影响,将清人成果弃置一旁,随意破读文本、颠覆故训的现象十分突出,值得深入反思,并引以为鉴。训诂的错误会造成"文本"与"解释"的分裂,而"元亨利贞"之句读及本义的重新训解,成为当代实现《周易》之义理性、哲学性解释亟需超越的语言学障碍;三百年来的相关训诂成就为《周易》文本之"真意"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的澄明和勾画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出土《周易》诸本为经文本身的还原及经义的准确理解提供了更为真实、可靠的基本前提.《周易》解释需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乃至哲学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当然,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困难。     

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用中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评张江的“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

张江提出的"中国当代阐释学"构想是旨在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贵尝试,他通过一系列论文以及与中外学者的广泛对话初步勾勒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张江在如下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观点,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异同与关联、阐释的"公共性"的确切意指、"理解"与"阐释"的关系问题、"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中国话语资源与理性基础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评《周易经传溯源》

<正> 李学勤先生的《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易学力作,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求实和创新,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写作目的看,该书是通过探本溯源,为研究《周易》经传思想内涵打下坚实基础。对于一部古籍的起源、时代、原生价值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为     

“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14日至18日,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及青岛市崂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大会共提交论文100余篇,会议围绕“易学与儒学”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一、易学研究简帛易学和周易经传研究有的学者指出马王堆帛本《周易》可能为周王孙所持的“古义”传抄本;有的认为《周易》爻辞中只有少部分有韵,古音学家认定的大部分韵语并不全然可信。还有的分别就帛书与今本《周易》的乾坤两卦、帛书《易传》的阴阳说与乾坤观、竹书《周易》…     

《周易》美学研究一瞥——以“《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为中心

近代以来疑古派倡导的经传分观原则将易学强势带入了分立断裂的研究误区。在此背景之下,《周易》经传美学通论研究者提出经传通观的观点,主张将《经》、《传》作为一个发展和接受中的整体来看。经传美学通论首先将《易经》美学意蕴定位于含章之美;在此基础之上,从《传》对《经》的动态接受之美、含章从自然美到人格美的过渡、以悲为美、明美、《周易》与象思维五个向度对《经》、《传》美学之关联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进一步对《周易》美学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作出阐析。     

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从易学传统看农道同源

《周易》经传和整个易学体系与我国古代传统农学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周易》产生于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思辨,使其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农学思想,并且随着农业生产等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富有明显的时代性,而《周易》经传和整个易学体系所固有的各种哲学思想也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指导.     

周易、易经书名辨正

历史上,"周易"、"易经"称谓使用不一,何者包含《易传》成为难题。本文通过考证和梳理指出,权宜的称谓是以"周易"指古经(包括卦爻画和卦爻辞),以"易经"为包含古经和《易传》的合称。名义的确定对于以经传分离为学术背景的现代易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阐释公共性的现实困境、学理依据及实践出路

公共阐释论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本土阐释理论。公共阐释论虽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生成路径,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依旧有很多理论环节没有打通。这一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文学批评的学科化诉求、西方文论发展的"语言转向"以及中西方文论的话语权争夺等。公共阐释既有别于基于个体的文学鉴赏,又有别于基于作者的意图还原。语境的特殊性、语言的公共性以及历史的积淀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阐释的公共性成为可能。文学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文本内部的问题,因而在阐释实践上不仅要从文本出发,更要从对批评方法的研究转向对文本问题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重建文学阐释公共性的基本路径。     

从《谦》看《易经》作者对主体精神的关注──兼论儒道两家在《易经》中的萌芽

从《谦》看《易经》作者对主体精神的关注──兼论儒道两家在《易经》中的萌芽陈启智，孙希国老一辈易学家高亨先生认为《周易》经传相去甚远，因而对《周易》的研究＂应当以经观经，以传观传＂，这当然不失为研治《周易》经传的一种方法。但易传毕竟是解开易经之谜的第一...     

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利用出土文献中 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王弼与二程易学本体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弼最先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周易》经传进行了解释与阐发。北宋时期,史称"二程"的程颐、程颢两位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王弼易学本体思想,强化传统儒学的道德范畴在易学本体论中的地位,并批判吸收佛教体用观以解《易》,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本体论的理论体系,为宋代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