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与新乡贤再造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短板,需有切实可靠的办法与措施予以解决。在高度重视新乡贤的今天,应注意为其减负,强化其文化功能,进行赋能与价值再造。这主要包括：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让新乡贤成为乡土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引领者、地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发扬者。新乡贤再造还需要处理好开放、创新、优势、人才等问题。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参与与监督主体,也是构建文明乡风的倡导者。新乡贤是在传统乡贤优点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化的社会情境衍生出来的全新群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参与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群体认可度低等问题。文章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机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为该群体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因素。在乡村空心化及精英严重流失的情况下,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亟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人化"凝聚,也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释放人力资本活力,既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紧缺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探析——基于“团结结构—资源禀赋”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全国四个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进行典型个案解剖与类型比较,以“团结结构—资源禀赋”为分析维度,对新乡贤振兴乡村模式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结构状态塑造了新乡贤的四种行动类型,即公益行动、道义行动、形式行动、经营行动。只有在强团结/弱资源和强团结/强资源结构下,新乡贤的行动才表现出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一面,不会出现排斥弱势农民群体的现象。研究进一步辨析了新乡贤的内涵,拓展了新乡贤振兴乡村的作用机制分析,亦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名人文化的文旅融合路径探析——以抚州汤显祖为例

名人文化是文旅融合的内源动能,是文化创意赋能和旅游创新升级的人文精神资源。建构范式框架,凝练集聚内核,智造文旅生态圈是推进名人文化的文旅融合的必由路径。名人文化的精神旨归、惠民共识和生态价值等要素是文旅融合的原生动力和集聚内核。以抚州汤显祖为例的名人文化的文旅融合实践在优化文旅顶层设计、推进文旅供给侧改革、筹谋全域文旅等方面具有先行示范价值。名人文化的文旅融合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增强文化自信。     

论乡村治理中先富群体的参与形式及其特点——以浙江省温州为例

1978年以来的我国改革开放,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所造成的农村均贫状态,一部分农民率先走向富裕,形成了农村先富群体。先富群体在“乡政村治”的基层政治新格局下,积极参与乡村治理。考察温州农村先富群体,他们参与村社区治理的形式有选举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和监督参与。参与形式富有特色,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从参与动机看,以私利性参与为主;从参与方式看,以自动式参与为主;从参与途径看,以制度化参与为主,但非制度化参与大量存在;从参与水平看,先富群体的公共参与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村民。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审视与思考——以乡村文化振兴为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近年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在中国乡村逐渐兴起,艺术以丰富的面相在回溯传统美学、复兴传统文化,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贡献力量。文章从乡村文化基因的美学基础、农耕文化根脉的思想基础及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现实基础三方面入手,探讨乡土传统的生存智慧、提取农耕文化独特的审美观念、邃晓乡村文化振兴中艺术参与的内在机理与现实意义。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扎根文化遗留的乡村沃土之上,既不偏离乡土社会内部结构,也不能脱嵌于现代商品经济的现场之外。首先,深入理解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是每一位乡村建设躬行者的首要关切,艺术可在传统文化元素挖掘激活与乡土社会关系主体构建两方面参与乡村建设的文化调适;其次,乡村为艺术参与提供了审美创造性转化的更多可能,提出了乡村审美如何通过艺术参与做到合理的商品化价值转化与传播的重要命题;最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以多样化方式深入乡村的在地生活结构,关键在于长效构建乡村生产“百业-百工-百艺”的融合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