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新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前＂与＂字作连词,后＂与＂字训为语气词＂欤＂,意谓＂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方式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且能从《论语》中找到语法依据。     

孔子经济思想浅议

我国的儒家思想,发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而后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重读《论语》,原本没有想到从经济这个角度研究孔子,因为孔子自己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然而,掩卷静思,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事实并非《论语·子罕》所说：“子罕言利。”一部上万余字的《论语》,粗粗算来,其中,“言利”之处多达７０余处,字里行间亦可揣摩到孔子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不成体系,但从中对孔子的分配观、…     

浅谈孔子所说的“天”和“故艺”的“艺”──兼论孔子、子夏与商鞅对科技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天”是什么？我们敬爱的郭沫若先生已作了科学的扼要的解释。他１９３５年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指出：“孔子所说的‘天’其实只是自然”。这引起人们重视与吸取，使人们认识孔子比国外任何科学家和任何名人都先知“天”是“自然”，更懂得“中国文化有辉煌的历史”，提高中国的国际性声誉，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以译为：“天怎么解释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天怎么解释呢？”“天何言哉”的“言”与《论语·子罕》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論仁

一《论语》里谈仁的地方,约有五十多条,不能算少了,为什么还要记载着一条“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呢?孔子对于仁的含义,往往针对着不同的对象提出不同的内容,他从始至终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统一的概念,使人感到他所说的仁的含义有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试论孔子民族观产生的背景

孔子是儒家民族观的拓荒者,其民族观的来源与华夏民族的产生、形成相关;同孔子个人成长经历、家族背景和鲁国深厚的传统礼乐文化底蕴密切相关;＂四夷交侵华夏＂的局面也在孔子民族观形成中留下烙印,此外周族的成长历程也对孔子民族观的形成有影响。这些因素使孔子民族观既表现出维护华夏正统的保守一面,又呈现出重礼乐教化的积极一面。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民族文化与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文化是具有民族个性和地域风格的文化样态。它是一种类存在,表现为一种主权文化,这种主权文化是一种软权力,内化为文化自觉。民族文化还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变化的和历史的,其民族文化身份理所当然地具有实践性、可塑性和阶段性特点。在全球化的交往中,一个国家的文化利益集中表现为高度的民族利益时,就会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从理论上看,普遍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多元主义;从实践上看,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文化一元主义;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文化民族主义由"极端"走向"温和"。     

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理论

汉语"民族"一词是中国的本土词汇,是不具有国家和政治因素含义、主要基于文化差异来区分"我族"与"他族"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有教无类、华夷一家"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即"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理论。这两种理论作为两种工具,被灵活应用于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情势。从总体历史来讲,仍然是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占据主导地位。     

文化自觉与当代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精华所在,而民族文化则是养育和承载民族精神的源泉。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民族文化建设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振兴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文化自觉需要有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需要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更需要有付诸社会实践的自觉参与。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从《周易》看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

《周易》中不仅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的关注,更体现了先秦儒家对旅行者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的强调。在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中,旅行者之主宰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这种"义命观"有利于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旅行者素质的提高。     

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增强文化自觉正视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在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转型中如何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自觉,端正文化心态和正视本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从民族文化与民族习俗的关系、增强文化自觉和端正文化心态以及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传承民族文化入手,对促进民族传统习俗移风易俗的步伐进行了探究。     

“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梁启超国性论中的儒学观

一百余年前,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围绕孔子和儒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对孔子和儒学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丰富学术界对其孔子和儒学观的理解,并由此为人们提高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     

孔子年命意识论略

年命意识是孔子现实主义人生意识的表征。孔子通过对年龄精微细致的阐述,具体而独到地规划了现实的人生过程,以确保其伦理价值生命观的实现,从而使儒家具备不同于原始宗教与神话生命观和道家自然哲学生命观的新质,并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生命意识的主流。     

中国传统民族边疆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边疆观的形成

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中国古代社会对边疆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凡是与中原文化相异,经济落后并为周边少数名族控制的区域,或与周边少数民族和政权控制之地相邻区域,古人皆视之为边疆。边疆民族观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与演变,随着近代"边疆"与"民族"概念的明晰,而有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近代边疆民族观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但同时也反映出在民族同化过程中对少数民族文化个性的忽视。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上)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     

清末文字改革: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下)

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中国人为了解决在"万国"竞争格局下的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越来越急迫地开展了自救性质的民族振兴运动。民族振兴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政治运动,但它在初期确实是把中国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推向在文化领域兴起革新运动的外在动力;而当近代文化革新运动由不自觉而渐自觉、由表及里而指向本体,或者说当文化革新运动由从属于政治运动而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化本体的革新运动,尤其是进入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涉及民族文化内涵的兴革阶段时,两种文化选择便摆在中国人面前:是追随西学进一步向"西"走、指向"欧化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还是在"万国"竞争的世界、在民族危机的当下坚持文化创新中的民族性,提倡文化的民族精神并强化民族认同及凝聚力?这是当时中国人在开展文化革新运动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正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摆脱不了的民族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巨石压迫这一历史特征,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从以民族主义为外在动力逐渐深化为以民族主义为内在灵魂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