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逊与《文选》研究

何逊作为萧梁中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察其行年仕历,似乎是《文选》研究的局外人。但是,深入考析来自《中兴馆阁书目》、《颜氏家训·文章》和《郡斋读书志》关于何逊的三则材料,却可以对解决《文选》研究的编者、年代等某些问题有很大帮助,有时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文化角度看张九龄籍贯

关于张九龄籍贯 ,历来有范阳 (今河北涿州市 )、始兴、曲江 (二县均为今广东省韶关市属县 )三说。这三种籍贯说表面都有很硬的证据。说张九龄为范阳人者 ,有唐徐安贞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 (张九龄 )公阴堂志铭》 (广东韶关市张九龄墓掘出 ,以下简称《徐志》) :“     

秦汉豪族的呼声──读桓宽《盐铁论》

桓宽的《盐铁论》，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思想上也倾向于豪族。班固提到桓宽写《盐铁论》“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推衍”，是其根据议文整理铺叙的意思，不是胡编；“增广”，只是增设了条目，设有虚增。据此，应当承认，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根据记录整理的史书，而不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小说”，“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说，见《盐铁论读本·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８》）。因此，本文把《盐铁论》的思想倾向，当作秦汉时期真实的豪族的呼声。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

汉代豪族是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汉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汉代国家与社会互动问题的研究中,豪族更是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学术界对汉代豪族问题的关注,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大约起自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二战以后的日本以及80年代之后的中、日学术界又     

曹魏民屯与中央政府隶属关系新探

曹魏民屯究竟隶属于何种中央机构,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目前史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屯隶属于大司农,而另种意见则认为民屯始终不隶属于大司农。第一种意见由来己久,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南朝萧梁史学家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作注,把曹魏设置     

试论齐梁诸帝的文道观

南朝齐梁时代是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尤其以萧梁的成就卓著.这一时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理论著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诗文总集萧统的《昭明文选》和诗歌总集徐陵的《玉台新咏》,出现了声律论和文笔之分,而且骈文盛行,永明体、宫体诗相继诞生,神话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也有很大发展。总之,文学至此为之一变,更加自觉地由杂文学向美文学发展了,应当说,齐梁文学是我国文学承前启后、转折开拓的一     

秦汉时期北人南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特征在于人口迁移都是受到政府干预而进行的,表现为政治性谪戍南徙、军事性移民实边、经济性豪族迁徙等.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为南方地区带来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唐越国公汪华翻案成功原因初探

汪华是徽州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两宋前期,官方史书对汪华的评价甚低,直到罗愿《新安志》问世后,汪华才在正史中正名.汪华能够翻案成功的原因,一是《新安志》作者罗愿自身的努力;二是宋代敕封政策的影响;三是两宋时期汪氏家族势力的崛起.三者合力作用之下,为汪华在官方正史中成功翻案,肯定了汪华的历史功绩.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

在1840年到1861年之间中国人写成的22种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取舍,而内容的不同取舍又决定了两书的不同特点,即《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但无论是《海国图志》的以博见长,还是《瀛寰志略》的以精取胜,实际上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也都实现了自己的写作宗旨和目的。我们很难笼统地在它们之间分出谁优谁劣。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历史地理书,《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中对世界大势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它们的介绍具有较为全面,重点突出,新知识、旧观念这样三个特点。除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特点外,在“睁眼看世界”方面,《瀛寰志略》有三点要优胜于《海国图志》：一是对传统的华夷观念的突破;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三是对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如果说《瀛寰志略》之优长在“睁眼看世界”的话,那么,《海国图志》之优长则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亦即学习西方成了时代的主题或历史潮流,《瀛寰志略》通过对世界大势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有所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产生向西方学习之要求的可能性,但《瀛寰志略》本身并没有包含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而《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则开启了近代学习西方的新潮流。这一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     

论《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

《淮南子》与先唐志怪小说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首先,《淮南子》在西汉初年最早引用《山海经》作为思想资料,扩大了《山海经》的影响,促进了其在汉代的传播。其次,《淮南子》中的神话传说不但在两汉志怪研究中值得注意,而且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三,《淮南子》博大瑰奇的审美倾向,在先秦《山海经》和汉魏六朝地理博物题材志怪小说之间的美学传承上起了过渡作用。《淮南子》在先唐志怪小说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论东南方言发展史中南迁与族群的关系

传统的历史主义语言观认为,南方地区吴、闽、客、赣、粤等方言是不同地域的北方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所用的汉语发展而来。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通过对现存方言事实与《广韵》音系的比较来构拟古今语言结构对应关系;而族群互动的文化史观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并非汉语,强调南方土著民族语言在这些方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东南诸方言在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北方汉人带来的“纯正”的中原汉语,南方各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在族群的融合中,每种方言都在混化、交融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伊藤仁斋对吴廷翰哲学思想的发展

中日两国学者历史上就有传统的友谊和学术思想上的交融。表现在日本古学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与我国明代思想家吴廷翰的哲学理论方面,是很值得为之注目的。 吴廷翰是我国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人,具有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的著作在我国已被湮没无闻四百余年,他的生平事迹,不见正史记载。近年来我们从《江南通志》、《无为州志》和陈田的《明诗纪事》等著作中发掘了一点材料,其中《无为州志》中的     

我国近世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最早著作——《海录》

人们常常把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根据林则徐的材料编写的《海国图志》说成是我国近世最早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情况的专门著作。如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就“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草稿,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他的友人魏源根据《四洲志》编《海国图志》,道光     

《绍兴史纲》序--兼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运用

《绍兴县志》主编傅振照先生以其多年耕耘的巨构《绍兴史纲》嘱序于我。与此同时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邀请我出席今年十月在台北举行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 ,这真是一种学术上的巧合。《绍兴史纲》当然是绍兴的地方文献 ,傅先生研究绍兴地方文献 ,成就卓著。其所主编的《绍兴县志》 ,如我在该志序中所说 :“就《绍兴县志》的内容而论 ,在这十余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中 ,实属后来居上。”我特别指出 :“综观全志 ,内容完备 ,信息全面 ,而体例严谨 ,尤可独步志林。”此外 ,近年以来 ,我曾在不少学术会议中 (如 2 0 0 1年洛阳“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乡镇志是研究上海人文历史的重要文献——以《蒲溪小志》为例

乡镇作为城市和农村的中介 ,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 ,具有特殊地位。《蒲溪小志》是清代纂修乡镇志大盛时代的产物 ,它记述了七宝镇的历史沿革、人文习俗和兴衰起伏等 ,对研究上海人文历史具有相当价值     

评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

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能有新的创获实属不易.杨恩玉副研究员所著《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中华书局2014年版,下文简称《考论稿》),正是这一领域的一部最新力作.该著史料详实、内容宏富、考订严谨、新见迭出,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底蕴. 其一,关于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十八班制由九品官制一分为二析分而来,还有学者主张梁官班制来自对北魏孝文帝官品析分的模拟.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