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论风格规律及其美学实践意义

风格是文艺学、美学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艺术创作实践中,风格现象纷繁复杂,因此,风格理论研究的难度也较大。尽管前人曾对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把风格问题放到整个文学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艺术风格的美学规律,确立其应有的美学地位,从而指导和推进创作和鉴赏实践,至今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本文所作的探索,也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一、风格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辨析风格是什么?这是风格论研究首先碰到的理论难题之一。对此,历代风格论大家曾作过多种阐释。这些阐释便构成了风格论研究的基本历史线索。我认为,风格美学理论的历史演变,大体经过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首先是“客体风格论”阶段,即以古希腊亚理斯多德为代表的“语言形式风格说”。亚氏在《修辞学》和《诗学》中把语言作为风格的同义词来研究,不但从语言学与修辞学角度把风格看作一种     

阐释者的文化意识与心灵历程——以李商隐诗歌之阐释为中心

(一) 现代阐释学哲学,特别是它在美学领域的运用是本世纪才在西方兴盛起来的,可是作为一门宣告和解释神谕的技术,它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并屡经变化发展,源流始终未断。中国自古无阐释学的名目,但对于哲学、历史和宗教经典的阐释行为,同样起源极早。一部《周易》,自春秋以来,就不知有多少人加以注释阐发,以致于清编《四库全书》,在经部《易》类就著录了有关著作484部,合4,141卷之多。所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都是对于《春秋经》的阐释。“六经之中,唯《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     

刘勰和钟嵘文学批评方法的比较

刘勰和钟嵘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双星,由于他们的出现,为我国的古代文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先秦散见于哲学典籍的文论,两汉、魏晋以单篇出现的理论文章,至此集其大成,《文心雕龙》和《诗品》的问世,以整体的特色、思辨的风格获得了文论园地的杰出地位。清章学诚说:“《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因结构、旨趣和文学思想的不同,带来了批评方法上的差异,而批评方法的差异又构成了两部文论巨著不同的风格特色,本文拟就批评方法的比较研究入手,试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

受依经立义意义生成方式的影响,刘勰将《春秋》笔法——《左传》、杜预的《春秋》五例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家的微言大义由经学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具体表征为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使《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中国文论话语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准则的语言家园,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好问在河南文论著作简论

奠定元好问在中国文论史上地位的是他在河南居留期间的论著。元好问主要的文论著作可以说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这些论著体现了元好问文艺思想的主要内涵,研读这些作品对于理解把握元好问的文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元好问在河南居留近20年,创作了大量诗文,也写下了不朽的文论著作。 继杜甫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后,中国文论史上最著名的论诗诗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写作时年二十八岁,在三乡(今河南宜阳县)。当时,他结识了不少文友,也有机会研讨创作。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简论汉代经学视野中的儒家文论

先秦儒家文论经过汉代经学的改造 ,从一种民间文化立场转化为体制文化立场 ,这一意识形态化过程使汉儒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本原论、功能论、创造论三方面与此前儒家文论有所不同。考察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代的文论批评 ,以及儒家文论的历史发展过程     

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倾向和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关注成为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两道声势浩大的洪流。其中,由张毓茂任主编、高翔任副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8月版,以下简称《史论》),即以新的结构、方法、资料和观点呈现出独到之处。《史论》选择了一种益于发挥论的优势的疏朗的结构。以论为逻辑起点预设,在内层结构上选择了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文论为内容的版块组合,从而有效地阻断了来自时间序列的对论的干扰,拥有了自由度较大的空间。而后,在外层结构上,选择了依历史时序分期与创作实绩、作家论交织的叙述策略。如果说内层的结构设置有益于论的发挥,那么,外层的结构设置又增加了史的丰富,使得人们能够在史与论的交汇点上发现文学事件、作品的定位。前者奠定了全书结构疏朗有致的风格,后     

《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序

<正> 我国古代文论发端于先秦,而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从曹氏兄弟直到刘勰、钟嵘,他们不但对文学创作及基本上与之同步发展的文论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且对于如何表达这些理论,也同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晋朝挚虞撰《文章流别》,分为集、志、论三个部分:集是作品,志是传记,论是理论批评。他把这三个各有侧重面而又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其所涉及的历史时代的整个文学风貌。挚虞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后世文论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试谈文气和刘勰的文气说

历代文论,必谈文气。《文心雕龙》论情析采,专著《养气》一篇。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刘勰既引用了此文,也赞同此说。文气这个东西,论者都认为存在,但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不知其象,使后来读文论的人,迷离仿佛,不得其解。我对这个问题,也摩挲了累年,似乎得其畔岸,现在以《文心雕龙》为主,略加阐述,以供商榷。人天相副的哲学思维与文气说文艺思维是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说“人是宇宙本体的具体而微”,是历史上的一种哲学观点,它影响到和浸透入许多学术思维之中,文学也不例外。古人对于人和宇宙并不真正理解,但是他们将人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风格”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理论,自先秦《左传》季札观乐时就初见端倪,后经魏晋的滥觞期,直至明清才趋于成熟。古人论风格,多用体、品、格等概念,而“风格”这一范畴,则往往多用于对人物的品评,后来才逐渐挪用于对文章风格和文艺作品风格的品评。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一书使用“风格”达10余次之多,几乎都用于对词作品风格的品评     

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三类批评及其辨正

学界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分别针对"文以载道"的"文""载""道"提出批评.周敦颐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游山玩水理解为一种"主静"的修养工夫,将吟风弄月理解为这种修养工夫的文学表达."文以载道"说建基于《通书》的"道"论与《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和修养工夫论,奠定了宋明理学文论的理论基础,开拓了中国文学的新境界,其哲学奠基与文学贡献应被重新估定.基于"文以载道"说的哲学辨析及相关文学作品的诠释,上述三类批评对周敦颐的文论要么存在无心的误解,要么出于有意的攻击,都应予以辨正.     

“简言达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作为＂《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微＂在古文家、今文家和史学家那里,具有＂微而显＂、＂志而晦＂;＂微言＂、＂微旨＂;＂约文＂、＂省文＂等多重意蕴。刘勰将其引进中国文论,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三方面将其发展成为＂简言达旨＂,并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丰富深化了中国文论话语以少总多,以有限的形式表现无限丰富的内容的含蓄精神。     

试论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在悠久的三千余年历史岁月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概括与总结──我国古代文论，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探讨我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纵观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我们认为它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重文德在人与文，即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方面，重文德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真正的文德说，虽然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如北齐杨遵彦所著《文德论》（见《魏书·文苑传》）、颜之推《颜氏家训·…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水浒》再探讨再评价——《水浒》为儒经义理图解性读物辨

《水浒》是我国家喻户晓影响巨大的文学名著,如何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历史争议很大,褒贬不一。建国以来,学术界几次讨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文学作品,其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其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水浒》是直接描写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和政治斗争的政治读物。如果我们从宏观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水浒》(指七十一回本),就会发现它的形式是儒经《春秋》形式继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习

中国文学起源很早,自从文学出现,也就有了关于文学的思考。古人一边从事着文学的创作,一边议论着文学本身,自先秦至近代,中国文学拥有数量众多的经典作家作品,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大量的理论批评著述,从孔子到金圣叹,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即是：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说。用现代的人文学科术语将其叫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对于文论这一对象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随着文论自身的发展,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明确…     

《论彝族诗歌》序

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阅读这部《论彝族诗歌》文稿的时候,不能不赞叹彝族文化先贤的睿智和巨大贡献,同时也不能不敬佩王子尧、康健、王冶新、何积全四位同志在这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慧敏的眼力,科学的态度和锲而不舍地为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可贵精神。 这几位同志为整理彝族的文论遗产,积七年之辛劳,先后推出《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和这一部《论彝族诗歌》,这样就把十多位的彝族文论大师的十几篇诗歌论著汇集在一起,形成一套规模可观的集成。这套丛书的不朽价值和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或许不是现在能够说得完全透彻清楚的。     

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

出土简帛文献所记载的史事可谓琳琅满目,《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记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系年》记载史事始于周武王克商,一直写到楚悼王的历史,《编年纪》所载起自秦昭王元年,止于秦始皇三十年。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二千余年的珍贵史料,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相继重见天日,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史实。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春秋事语》《系年》等显然无比宝贵,将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进行互证,能推进先秦时期史书体裁、体例特点,历史叙事的风格,古代华夏民族重视历史撰述的传统这些领域的研究,并提出诸多新的课题。这就亟待史学史、文献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做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