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

以“大陆新儒家”命名的研究群体,将其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将“现代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近期这个群体中有学者更认为,现代新儒学将作为经学的儒学降格为现代分科学术,不是发扬光大儒学,而是肢解了儒学。加之“现代新儒学”第二代的学术舞台在港台、海外,他们因此失去了儒学主体地域的直接关怀,而且无法直接回应中国大陆的价值重建、制度再造和生活需要。在大陆新儒家立足中国重建经学形态的儒学之际,现代新儒学的中国使命似乎被终结了。大陆新儒家的这些断定颇可商榷。当代中国不能偏离现代发展轨道,大陆新儒家完全拒斥西方、闭门造车的做法,会误导中国的现代化。以中国的现代转变为基线,重审现代新儒学的价值主张与学理贡献,理应得到国人的首肯。     

论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新儒学思想有一个前后发展的过程,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五六十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上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化与变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张氏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及其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缺乏认真研究.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杜维明儒学思想简论

现代新儒学滥觞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至今,已经历三代。梁漱溟、熊十力堪称这一学派的开山祖师,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使现代新儒学获得学派地位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冯友兰、钱穆、方东美、贺麟、马一孚等,他们是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学第一期肇端于大陆,第二期发展于港台,其后起之秀则由港台扩展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刘述先、蔡仁厚、王邦雄、成中英、林安悟、杜维明等。本文试对第三代新儒家中最年轻最富于创见性的杜维明儒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一斑窥全豹。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     

梁漱溟与儒家道德人文主义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儒学面临严重挑战之时,梁漱溟为儒家思想寻找到新的立足点,并努力在道德理想和人文现实间构建新的平衡,从而继承了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人物。     

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新儒学的佛教学缘

现代新儒学酝酿于清末民初,发展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通过海外新儒家大放异彩,并且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正以某种方式悄然复兴。此一尚未完成的文化思潮,一开始就与佛教结下难分难解的学缘。 现代新儒学巨子中,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三位根源性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人生直接启迪了以后的新儒家,而他们和佛教结下的学缘亦较之后继者更加真切、更加生命化,因而也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下面即以三位大师为例,对现代新儒学的佛教学缘略作检讨。     

简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论

现代新儒家发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学的不满,梁漱溟、熊十力等主张重新评价儒学。他们以现代的标准对儒学作出新的解释,借西学弘扬儒学。大陆解放后,一批知识分子到了香港、台湾。其中一些人继续走前辈新儒家所开创的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就是突出代表。强烈的怀乡感和文化寻根意识,使他     

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

<正>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在济南南郊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学者与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和标志,两者长期以来曾经势如冰火。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儒学不止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更是这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第一代港台新儒家曾致力于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坚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么,如何界定这种独特性?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

今天,海内外的学术界仍有为数甚多的学者坚持认为,以“伦理本位主义”(或“伦理中心主义”或“泛道德主义”)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抑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且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仍是经济、政治、法制的进步与改革的主要障碍。由此主张“彻底打破”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见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另一方面,检讨五四以来具有开放心灵的现代儒家的学术进路,其态度是既强调保持儒学基本价值的认同,又希望使儒学经过转化或发展成为可以包容或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体系(参见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中国论坛》,1982.10)。其他关心儒学发展的学者也是从这些方面要求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调整,以至更有学者具体地提出了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乃至政治模型方面的新设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现代新儒学研究述要

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以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三足鼎立之势。大陆解放以后,新儒学的中心转移到港台和海外。40年来,经过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努力,新儒学在海外获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和态势,并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儒家政治哲学及对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意义——以张君劢政治哲学为例

张君劢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主张上坚持自由主义.他一生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致力于沟通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发掘儒家思想中的民主种子和理性成份,追求民主宪政,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结合.提出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及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对今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