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宋儒治道思想研究——基于"本朝百年无事"叙述维度的双重性

到宋仁宗嘉秸时期,北宋的稳固统治已历百年,宋儒开始频繁地通过"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意见.这一叙述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描述性叙述,表现为美化本朝政治,增强过去的治安与现在的弊病的对比,藉以讽谏人君居安思危,保守祖宗基业;一是解释性叙述,亦即解释"本朝百年无事"的历史成因,从中提炼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治道准则,用以规范本朝政治的发展.虽然描述性叙述作为政治讽谏的一种方式,一直被宋儒延续下来,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解释性叙述逐渐成为主流.在对"本朝百年无事"成因的解释中,王安石提炼的治道准则,开启了北宋变法改革的大门;而其他人提炼的治道准则,却悄然关闭了宋代变法改革的大门.宋儒的"本朝百年无事"叙述,是考察宋代政治与文化演进的一个有益视角.     

苏颂与北宋科学

苏颂,(公元1020年-1101年),字子容,北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他与王安石同登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苏颂为人正直,为官五十余年,遵守法规,不为奸污.宋神宗时领导一个科技班子,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首创世界上第一座天文授时仪器"水运仪象台",编著驰名后世的《本草图经》、《新仪象     

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

北宋宫观官设置始于太宗,真宗崇道而增重其事,宫观官制度遂成.北宋前期,宫观官多由朝廷重臣兼任,经常参与宫观管理及道教活动,实理其事.熙宁年间,由于王安石变法等原因,宫观官成为统治者用以"佚老优贤"、处置异己者的闲职.徽宗时,出现了挂空衔而食禄的祠禄宫观官与实理其事的兼职宫观官并存的局面.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其形成、发展、高潮均在北宋,南宋沿袭之.     

“岭南第一名臣”翁万达的民族思想

被誉为"岭南第一名臣"的明代嘉靖朝兵部尚书翁万达是一位事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征南"、"御北"、"通贡"等一系列同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活动中体现出重优抚、少杀伐,重视教化,积极提倡通贡互市的民族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两宋都督府职能比较研究

都督府在北宋、南宋都存在,而且在宋金战争中,曾经发挥过未可忽视的作用。两宋都督府有显著不同的职能,北宋为州格与虚衔,南宋为宰执兼领的统一前线诸路军马指挥的军事统帅机构。对两宋都督府的三重职能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其一,北宋都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它既是六等州格都督州、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的最高一等;又是五等府京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中的一等。其二,与州、府相联,北宋所设都督,有大都督、中都督、小都督之别,其实这时都督为亲王、宰执遥领之虚衔,无实职。其三,南宋初期,因宋金战争形势严峻,于是有宰执兼领都督诸路军马之置,发挥了战时区域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自绍兴后,都督诸路兵马府的设置,贯穿南宋七朝中的六朝(唯光宗朝例外),逢战必设,成为常态。通过两宋都督府的比较,得出结论:北宋大都督、中都督、都督之设,是沿隋唐诸路总管府、都督府之制,与州郡建置相联,属"都督州建官"体制,非统兵作战体制。而南宋以宰执兼都督诸路军马,传谕皇帝调动军队部署的旨意,节制前线诸大将,统一号令,保障军队供给,以便宜行事,属统帅作战体制。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与淡交倾向探析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一系列新的时代因素作用下,北宋社会出现了"举世重交游"的盛况,士大夫群体也以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形成对象广泛、形式各异的丰富交游活动。然而就在这种繁荣交游的背后,北宋士大夫的交游却呈现出一定的淡交倾向,淡交观也表现为其重要交游理念之一。北宋士大夫的淡交观是对传统淡交观的继承和发展,淡交倾向则是淡交理念在交游实践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北宋时期党争与谒禁条件下士大夫面对政治风险时的一种自主性交游规避。     

论宋代金文研究的发展与演进

根据两宋金文研究活动、产生的代表作品和取得的成就等,可将宋代金文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发生阶段、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深入细化阶段。仁宗嘉祐以后开始了对金石器物的广泛搜求和初步的整理研究,代表著作是欧阳修的《集古录》。神宗元丰以后,私人搜求和著录器物仍是金文研究的主要形式,代表著作是李公麟和吕大临的两种《考古图》。进入徽宗朝,官府开始编修金文著作,代表作是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初,就现有的材料继续进行编集、著录和考释,使得金文研究走向深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发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     

“后专业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转向

20世纪晚期,伴随人类知识生产由"专业主义"向"后专业主义"演化这一总体变迁趋向,为克服僵化的学科专业体制给当代知识生产带来的种种桎梏和弊端,学界精英掀起了"后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学科变革浪潮。其具体举措包括学科"教学域"和"研究域"的分途;超越简单的跨学科,在学科"界限"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建构社会科学学科的"公共性",形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术共同体",以摆脱传统的僵化的学科体制的束缚,探索新的知识生产模式。     

关于对集资热的反思

持续了三个多月的集资热潮终于平息下来。但是,这次集资热的震荡犹存,留给我们的思考也远没有结束。这次集资范围之广,金额之大、利率之高都前所未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一股“涌动潮”,这股涌动潮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环境发生影响,同时又催动着一个新体制的建立。本文将结合南京的具体情况谈谈对这股集资热的认识。 一、集资热的兴起包含了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是一股变革中的涌动潮。     

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

建国60年来形成的以地域性行政建制为主的中国城市体制,存在明显的"过度行政化"弊端,城市行政层级过多(包括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五个层级)、城市型行政区的地域化、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适应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改革行政层级控制和权力收放的传统"统治"模式,建构起一种以治理型城市间关系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李鸿章同意从朝鲜撤军原因探析

1885年4月,李鸿章在中日天津谈判中同意从朝鲜撤兵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既有驻朝将士思乡心切、急欲回国的现实因素,又有基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前提下的对日妥协的考量,更有在"不沾不脱"原则下恪守宗藩体制的深层次战略预期。可以说,前两者是撤兵的枝节因素,第三条则是撤兵的根本原委。遗憾的是,后世治史者没能洞察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反而是沿着线性因果的思维方式,误取误读,痛加贬斥,将原本纵横交错、复杂多变的历史事实,弱化为一条线索清晰、答案明确的人为设计流程。     

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与秩序重建

2007年始发于美国,而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冲击,更从本质上挑战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地理形态及功能性关系的既有格局。文章着重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从虚拟刺激转向实体支撑、世界经济的增长极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南北经济关系从单向支配转向双向依赖、美日欧大三角格局趋于瓦解、多边体制出现碎片化和停滞化倾向等五大变化特征,进而关注上述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秩序重建的三大影响,即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将从非对称结构向南北共治的平衡结构过渡、南北对话形式将从传统单一渠道向多渠道过渡、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革方向将从体制内改革向新体制建设过渡。     

论小布什政府以来的朝核问题与美韩关系

小布什政府执政后采取敌视朝鲜的强硬政策,与韩国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和平接触政策产生矛盾,美韩双方分歧不断。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转向与朝鲜接触,并希望韩国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韩国李明博政府执政后转变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加强同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朝核问题陷于僵局的状况下,美韩不断协调立场,美韩同盟关系也进一步改善。美国仍将坚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进行美朝对话,并最终解决朝核问题。围绕于此而展开的美韩协调与合作表明,美韩同盟依然是一个美国主导韩国依赖的不平等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