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保安处分的中国化

控制犯罪的使命要求刑事制裁的多样化。本文分析了刑罚的社会根据、刑罚理论及我国的刑事立法,探讨性地提出了保安处分的中国化。     

中德刑事职业禁止制度比较研究

德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包括禁止驾驶,担任公职资格、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丧失,吊销驾驶证和职业禁止命令四项内容.我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刚刚设立,存在性质定位不明晰、范围界定不明确、相关程序制度缺失和相对确定期限太短等问题.借鉴德国的刑事立法,对比研究我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首先,应当明确我国刑事职业禁止的性质为保安处分;其次,认定职业禁止制度的范围不能太宽;最后,建议我国刑法引入相关的程序法比较适宜.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劳教”废止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衔接

劳教废止后,急需新的制度资源来填补。学术观点中主张借鉴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验,将劳教的适用对象上下靠,分别由下位的治安处罚和上位的刑事处罚来承接的意见具有可行性。因此,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加重罪与轻罪分层、保安处分的制度安排;同时构建轻罪法庭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简易快审程序、增设保安处分裁决程序和保安处分执行程序、轻刑缓押等刑事司法机制,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并构建相配套的辅助制度,用法律真实和程序正义来确保实体处理的公平公正。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论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保安处分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刑罚的刑事法律制度 ,在澳门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澳门刑法详细规定了保安处分的原则、种类及其与刑罚的关系 ,从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 ,保安处分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 ,大陆地区刑法中也应建立保安处分制度 ,这是完善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刑事执行法立法思路构想

对于犯罪,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报应与预防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出发,如何给罪犯以法律和道义上的报应,如何对犯罪进行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刑事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犯罪、如何追究犯罪、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然而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却非上述法律所能解决.刑事执行法解决的就是如何惩罚、矫治与预防犯罪的问题.根据这一立法目的,不仅应着眼于对有罪之人的惩罚与矫治,更应着眼于对无罪之人的预防与矫治.所以刑事执行法不仅应包括刑罚的执行,还应包括保安处分的执行,刑事保全措施的执行.明确刑事执行法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后,辅之以刑事执行权的改革,相信我国会制定出一部体系严密、分工合理、经世致用、领先于世界的刑事执行法典.     

“街角青年”非刑罚处罚的司法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非刑罚处罚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充分考虑到"街角青年"犯罪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国现行非刑罚处罚在针对"街角青年"犯罪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体系性缺陷。当前街角青年犯罪现象大量存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正视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先进模式,完善非刑罚处罚体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中合理处罚"街角青年"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论禁止“过度刑罚”——以美国宪法判例与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初,美国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和学说,不仅将"过度刑罚"诠释为宪法所禁止的酷刑的一种展开形态,而且还为其确立了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判断标准以及一整套严密精致的认定方法。这种理论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到中国的语境之下,但无论是对我国禁止酷刑理论研究的深化还是对我国刑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均不无借鉴意义。     

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建构研究

我国反恐实践凸显现行法律措施的不足,表现为事先预防体系缺乏整体规划、司法领域刑事司法介入迟滞、教育矫治缺乏有效对策、对可疑人员合法羁押"安全阀"缺失等。在"一带一路"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考虑到恐怖活动特别的危险性,有必要建构反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论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

刑事扣押与公民财产权存在尖锐冲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扣押的制度设计仍存在明显不足,如对扣押定性偏颇、司法审查程序缺失、权利告知不明确、程序制裁措施乏力、救济方式不合理,等等。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予以完善,将扣押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对扣押设置司法审查程序;保障当事人在扣押中的知情权;明确设立非法扣押所获证据予以排除的制裁措施;允许受害人对刑事扣押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     

我国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有组织犯罪从一般犯罪集团到黑社会(性质)组织,再到恐怖组织,其组织严密性和社会危害性呈阶梯性增强的态势,刑事立法也针锋相对建立了整体趋严的一体化制裁体系.我国现行刑法中有组织犯罪的制裁体系不够协调,需要更加关注与组织犯罪的外围犯罪,实现跨国有组织犯罪从严制裁体系的一体化.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现代刑事法

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倡导一种良好的秩序,以突出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刑事法应如何涉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是当前刑事法学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培植现代刑事法理念,坚持人本主义的刑事机制.合理建构刑法圈和合理配置刑罚量,实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从而建立宽严相济的理性犯罪防控体系.     

论我国保安处分的部门法归属

《违法行为矫治法》具有西方典型的保安处分特征.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部门法属性的争论,实质上即是对保安处分部门法归属的争论.作为一种制裁性手段,保安处分既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手段,因此,保安处分不可能被归属于行政法部门.理论分析和当今世界实践态势昭示着同一个事实,将保安处分归属于刑法是一种社会共识.理性地对待保安处分制度,就必须首先确立保安处分的刑法属性.     

关于我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 ,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 ,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 ,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 ,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 ,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 ,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 ,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 ,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刑事控制模式研究

刑事控制模式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科学的刑事控制模式应当以犯罪的相对性、刑罚的谦抑性和刑罚的经济性为基本理念,以新的刑罚目的论--统一说为理论依据.我国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应逐步实行轻刑化,必须坚持刑罚威吓和社会防卫相结合的模式,必须坚持"两步走"战略.     

犯罪附随后果的“刑”之属性及量刑抵消功能之提倡

犯罪附随后果给犯罪人带来严重的不利益,其与刑罚之叠加或已超出犯罪人应受制裁的总量,从而“罪”与“刑”原本的平衡出现动摇。从保护公民的立场出发,判断一种制裁是否为刑事制裁应当采取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从犯罪人视角对其所受制裁的实质性影响进行分析,而不拘囿于“刑法法定性”。在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看来,公民身份理论发现了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每个自然人的身份利益,由此揭示出犯罪附随后果以具有长期社会嵌入性的“身份惩罚”对犯罪人进行实质的刑事制裁,是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充实了罪刑关系中“刑”的内容,此时若要达致罪与刑的实质均衡,则犯罪附随后果与法定刑事制裁相叠加不应致使犯罪人承受的刑事制裁总量溢出,从而犯罪附随后果应当载有抵消部分量刑的功能。犯罪附随后果抵消量刑以自由裁量权为实践基础,我国《刑法》第61条中的“情节”为犯罪附随后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供了规范依据。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犯罪附随后果的识别以可衡量性为原则,具体规则的展开以犯罪附随后果侵犯的利益类型为依据。     

关于找国刑罚中借鉴社会服务的立法思考

社会服务作为限制自由刑的重要形式,体现了现代刑罚的社会化、个别化、谦抑性、教育性、人道性等特征,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立.对于我国而言,社会服务刑罚有利于完善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降低刑罚执行的成本,而且与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理念相吻合.因此,吸收社会服务的合理因素,改革完善管制刑、罚金刑和缓刑、假释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

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存在法制不统一的矛盾。为此,首先应厘清前科和犯罪记录的关系,分析前科封存的立法目的;其次需对前科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规定及适用进行梳理,在法制统一的语境下,探寻前科封存制度在法系内的平衡适用;最后,应结合劳动教养废除后的三元处罚体系向二元处罚体系转变,借鉴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构建前科制度从封存到消灭的立法出路。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初探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且很不完善,我们仍有必要进行创新和探索。刑事和解程序因强调保护、恢复和教育刑罚观念,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确立的特殊保护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相一致,为增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功能和效用,增加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程序和刑事处遏的多样化,以四川省检察系统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犯罪问题为例证,探析刑事和解程序引入适用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