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 ,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体系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 ,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 ,以具有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① 为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从 19世纪 4 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 ,进行…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谈洋务派经济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派经济思想概括地说是借"西法"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所谓"借西法",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而只是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并有限度地引进一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主要活动是购买西方的新式武器和自办近代军事工业,认为这是当时"救时之第一要务"和"自强之本".他们最先主张购买洋船洋炮,进而主张造船造炮,最后则主张制造工作母机.所谓"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要搞"机器制造",又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在"制器"方面的技术和"声光电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儒学的早期会通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于抬高西方宗教、传播宗教福音的政治考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科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名理探》等一批东传科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西方科学理性思想在国内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这些译注虽然无一例外地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客观上促成了国人对西方科学理性思想的接触;带动了国内学界对挖掘以"名辩学"为基础的中国本土逻辑史研究的热潮;对当时传统儒者的思维起到了训练作用,增加了另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模式,并且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内涵。从更广阔的领域来为"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提供思维的认识工具。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民初以康有为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向西方寻求治国良方的热潮,促进了以经世致用之学的"今文经学"的发展。     

“中体西用”再论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模式和原则,它的提出迈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重要一步.但"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许多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相对于主张民权、民主,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中体西用"论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近代的留学教育

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培养新式人才 ,是变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 ,留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一、倡导留学教育的几个重要人物　　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魏源 ,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到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 在这里 ,魏源指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攻夷”、“款夷”、“制夷” ,而最终目的还是“制夷”。最早实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美等西方传教士涉足香港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镇,传播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出版介绍西方文化的图书,创办新式杂志,同时建立了一些近代新型学堂,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西方文化,使一批有识之士眼界大开,并产生了新的思想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主观意图是向中国人嫁接他们的宗教文化,而客观效果则与之相反,接受基督教者寥寥无几,倒是那些非常有限的西方科技、教育文化成了先进中国人求之不得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食粮。     

道统与宗孔:周敦颐与邵雍的宗孔思想研究

晚近以来,韩愈的道统论在当代儒学研究者中影响巨大,然而与之对应的周敦颐、邵雍等新儒家的"宗孔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而言,宗孔论之影响绝不逊色于道统论.通过对周敦颐和邵雍的宗孔思想的研究,以道统论向宗孔论的转化为线索,可以揭示儒家从圣王崇拜向圣人崇拜的转换之原因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礼仪之争"中,"宗孔论"的圣人崇拜在对抗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思想理论认识因缘

辜鸿铭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独异思想的"文化怪杰",其所呈现的"辜鸿铭现象"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辜鸿铭以"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为基础构建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观,虽不无偏颇,但其力图以中国传统思想阐释西方古典文明,批评西方现代性的见解却真切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实质。"良民宗教"、"良治秩序"、"君子之道"不仅成为解读辜鸿铭人文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认知辜鸿铭历史行为的本原。     

地方性知识和发展研究

自人类学创始以来,"文化"一直都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概念.现代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来自于人类学所特有的文化定义和文化观.以地方性知识为线索,现代人类学形成了三大发展研究和行动的领域.西方人类学发展研究中缺乏来自中国的经验,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中,需要考虑国家力量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影响过程,并推动发展研究从学理层面的反思争论向应用层面的效果作用迈进.     

西学东渐背景下林纾的文化心理透视

近代士人群体处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容易产生双重文化心理：一方面被迫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从而理智地选择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固有文化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林纾作为近代士人的典型代表,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之中。他一方面主张以＂西学＂为用,补＂中学＂之不足;另一方面又要求以＂中学＂为本,捍卫传统文化的威严。     

从莱比锡大学到北京大学--蔡元培的教育里程

蔡元培在清末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再升为翰林院编修,他在科举道路上顺利达到顶巅.中日甲午之战后,毅然弃官回家乡绍兴,办起新式学堂,开始了他由一位旧式士大夫向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历程.从1900年应聘于绍兴中西学堂至1906年准备赴德国留学,这七年是他"由办新学而转向革命"的阶段.从1907年6月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攻读人文诸学科,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逐步形成了教育思想兼容中西的理念.从中国到德国也是蔡元培从传统旧学走向西方新学的重要里程,他回国以后,以民主主义的思想自由原则为总纲,开始建构"兼容并包"的新文化理论.从教育总长到北京大学校长,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付诸实践.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近十一年,实际主政为六年半时间,将一所封建学堂改造成为一所现代大学,使北京大学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列于世界现代大学之林,而成为"五四"青年运动的风暴策源地,也使他成为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北大精神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