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所属司”类型、生成路径及特点研究

土司“所属司”即大土司领下的朝廷官授土司之省称，大别为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类下土司，以及土府、土州、土县类下土司。两类“所属司”与朝廷关系言，属中央王朝政区合法基层官员，朝廷要授予印信、号纸、官服，职位准许承袭。与被统辖的大土司关系言，为其属官，接受其派遣和命令。“所属司”生成路径有王朝更替归附者，有政区管理划隶者，有招抚他族、征战有功者。“所属司”设置，巩固了土司的国家认同，对于探讨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智慧，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

贡赋制度是土司制度的主要内容。贡赋包括贡赐和赋税两方面的内容。历代中央王朝既把贡赋制度作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一种经济手段,也把它作为考量土官是否忠于中央王朝的一种重要标志。贡赋制度虽然加重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江下游土家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     

青海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体制。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土族、撒拉族中也实行了土司制度。本文从土族、撒拉族所处的历史背景、民族属性、地理环境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土司产生的原因。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清王朝在滇南边疆地区的治理状况堪忧:一是王朝边疆治理体系存在弊端,二是土司乘机制造事端,三是"奸""匪"搅动社会稳定。因此,清王朝基于"固卫边圉""征收钱粮"和"就近管理"三方面考虑在滇南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采取四种举措,即土司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力促土司"谨守疆土"、强力推进征收钱粮、尝试创新边疆治理模式,以促使滇南土司积极"内属"、减少"外附",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的历史进程。文章运用《滇事杂档》中地方流官、当地土司以及各族民众留下的底层历史文献,探讨清代滇南边疆治理的相关问题,为当下提升边疆治理能力与各民族共同保卫祖国疆域提供历史阐释空间。     

政治文化涵化:改土归流新论——以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为例

壮族地方基层政权从土司制度到流官制度的嬗变,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汉壮政治文化的涵化过程.广西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改土归流,是汉族民本文化植入、集权文化渗透以及大一统文化推行的结果.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的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王朝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行土司制度的同时,又实行“土流并设”、“流官辅佐”,限制和削弱土官权力,并开始逐步进行改土归流。明代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又是广西开始进行改土归流的时期。弄清明代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及改土归流的特点,对于了解广西土司制度及广西社会的发展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教士条规》看广西忻城土司官族的教育思想

《教士条规》作为体现忻城土司官族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忻城土司官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士条规》强调儒家思想的教育,强调学生的学习态度,注重学生的礼法修养,强调对个人的成长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教士条规》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和壮族土司官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明王朝对藏区控制研究:以四川龙州土司集团为例

明王朝对处于汉藏边缘的四川龙州土司集团的社会控制是中央王朝成功治理土司的一个典型范式。终明一代,龙州土司集团和明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对于四川龙州土司集团而言取得了国家认同,并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也做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明王朝在龙州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完善龙州地区的土司统治网络,最后通过改土归流融入封建官僚体系,实现了封建政权对该地区的社会控制。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论土司制度内涵演变及若干问题反思——以长时段理论为逻辑起点评析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曾长期施行土司制度,这必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以长时段理论视之,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思维传统等长时段"结构"深刻型构了土司制度与土司社会.后续的改土归流,乃至土司遗址、遗迹"申遗"所对应的内涵演变,依然不同程度受到"结构"的影响.这一"结构",既有王朝国家的历史印记,也有土司制度的地方传统....     

从卫所军户到土司家族：明代西宁卫陈氏家族史实考述

西宁卫陈氏家族起自淮南,转战华北、陕甘,最终在镇戍西宁后经历了从卫所军户到土司家族的身份转型,成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有的汉族土司。元末明初,陈氏始祖陈子名自淮安归附明朝,为常遇春部下小旗;其子陈义升任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纳入朱棣麾下,又参加靖难之役,随驾北征,因功获授山西潞州卫世袭指挥同知,后驻防甘肃并于永乐十四年调任西宁卫世袭指挥使。自陈义始,陈氏家族世代承袭指挥,又担任守备、参将等流官实职,宣德至弘治年间,陈斌、陈镛、陈策、陈治、陈凤征调河西;弘治以后陈忠、陈辅、陈三畏、陈光先、陈师尧、陈师文转而守御河湟,明末又支援辽东,屡立军功。陈氏家族以卫官充任营官,自置产业,又与李、祁、赵、吉等土司通婚,领有土人,渐成雄踞一方的土司家族,折射出明代卫所军户移民戍边、融入民族社会的演进轨迹。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争袭研究

土家族土司争袭事件主要发生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前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普遍性,类型可分为兄弟争袭、姻亲争袭、族人争袭和父子争袭四种.土司争袭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土司争袭是土司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决定的.     

论四川改土归流及其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意义

文章探讨了土司制度的缘起及改土归流的动议与实施,肯定了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程的积极作用.     

土家族古代饮食文化体系与阶层性特征

土家族古代的食物主要来源于家庭种养和渔猎采集,种类较多,饮食结构复杂。土司阶层和土民阶层是土家族古代的两个主要阶层,他们的饮食文化活动具有各自阶层性特征。土司阶层通过贡赋食物保持与中央朝廷向上的联系,通过馈赠食物维系与周边土司及汉族人间的横向交往,通过控制食物完成对官僚系统和土民的向下治理,土司关注的是饮食文化活动的意义。土民阶层具有生食遗风和共食群居的特点。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广西忻城莫氏土司自明代起开始了对忻城长达近五百年的统治,其间,莫氏土司深受中华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尊崇儒家“德治”、“仁政”政治伦理为其治理之道,遵循效忠王朝、仁民爱物、勤于政事、节俭勿奢、睦族匡政等土司官族的政治伦理规范,并倡导博读经史、敦行慎言、乐善改过等为其官族道德修身的基本方法,形成了颇为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很好地促进了忻城社会发展。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近九十年德格土司研究述略

德格土司作为川藏交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土司之一,学界关注较早。由于边疆治理的需要,德格土司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艺术研究蓬勃开展,在德格土司世系、德格土司地区雕版印刷、音乐美术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以德格土司为研究主线,对近九十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研究现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清代土弁设置与管理制度调适

清代的土弁职衔设置,专指雍正改土归流之后按照绿营弁衔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设置的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等武职。程序上,土弁应系经中央政府批准后,由督抚佥给委牌委任,而非由中央政府颁给印信、号纸进行直接任命;隶属关系上,土弁始终归地方流官管辖,并与流官形成“流土并治”格局。因此,清代土弁制度是独立于传统土司制度之外的一套新的边疆管理体制。概言之,清廷不仅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地进行土弁设置,更因时制宜地确立土弁的承袭章程并裁汰地方官擅设的土弁,从而在制度规范与运作实践上对边疆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以适应边疆治理形势的变化。     

汉族家族与乡里制度关系探析--兼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由于其统治能力和地方财力的限制,在基层社会的管理上,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在广大汉族地区,县以下的治理则是建立自治型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乡绅为骨干的家族治理机制。由于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实行土官、土司制度,民族地区的乡村社区治理与汉族的乡里制度各有特色,互相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