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时期文馆的特殊形态及价值

武后从掌权起到退位前，新置了北门学士、珠英学士两个文馆，改建了习艺馆。这三个文馆较之一般文馆，在馆名、馆舍、职官上都有所不同。文馆建置虽出于服务武后个人的目的，但仍是借着尊儒重学的名义成立的，且其运作也遵循儒馆学术传统，而并未另搞一套，儒学在文馆事务中仍然起着引领作用。北门学士是翰林学士和修书学士的复合体，职责是内廷草诏，禁殿修书；珠英学士以编纂类书、诗歌唱和为主；习艺馆以对宫廷女子开展儒学教育和艺术培养为主。尽管每个文馆自成系列，性质有别，但都在传统儒学的规导下运作，馆务也在儒学学术体系之内展开，并在文学文献建设、文学人才培养、引领朝野诗风、促进诗体发育方面对当时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此其价值所在。     

唐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考略

唐中宗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对初唐律诗定型和普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资料文献的缺少和零散,其成员尚不清晰。本文通过对有关史籍资料的考证,探讨了唐景龙年间修文馆学士人员及变动情况,力图澄清有关史实。     

梨园考论

梨 园 的 来 历 梨园之名,最早见于刘昫等的《旧唐书》。其中仅《中宗本纪》景龙年间就出现过三次: 三年春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亲于梨园亭。 三年秋七月……辛酉,幸梨园亭,宴侍臣学士。 四年二月庚戌,令中书门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请学士等自芳林门入,集 于梨园球场,分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 欧阳修、宋祁等的《新唐书·李适传》中也有出现: 中宗景龙二年……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 柳圈辟疠……不过那时的梨园只是在皇家禁苑中,供帝后大臣藉以悠游娱乐的游艺场所而已。到了唐     

苏门"后四学士"考论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廖正一、李格非、李禧、董荣四人,当时号称“后四学士”。对“后四学士”,学术界很少提及,更无专门研究。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考述“后四学士”的生平事迹、著作及与苏轼等人的关系,进而略论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发掘和研究“后四学士”这个群体,无论对研究元文学,还是对全面考察苏轼文学集团,都具有开拓疆域、扩大视野、丰富内涵的意义。     

初唐诗杂考（八）

初唐诗杂考（八）杨墨秋《岁在安乐公主满月侍宴》系年《全唐诗》卷九六沈俭期《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一诗，连波、查洪德的《中州名家集·沈栓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认为此诗作于景龙三年除夕。理由是：“武崇训景龙元年七月被杀，安乐公主景龙二...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廉是《元史》编修官之补证

吴晗在《明史小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一文中指出,王廉曾参与《元史》续修,依据是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廉传》：“王廉字希阳,青田人,侨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但对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明通鉴》、《明史》、《国榷》、《明纪》等诸多史书均不记载之。原因,吴昭并无解释、至今仍鲜有人对此作出说明。关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来深的《元史目录后记》（《宋学士文集》卷一）早已提到：”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其时与编纂者则臣赵场、·臣王廉、臣王彝、……而总其事者仍臣（…     

晁补之三事考辨

晁补之,字无咎,晚年自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苏门四学士"之一.能诗文,有《鸡肋集》七十卷;亦工词,今存《晁氏琴趣外篇》六卷.生于仁宗皇祜五年(1053),徽宗大观四年(1110)秋末,卒于泗州官舍,年58.时苏门学士中的另一位——淮阴张未正在陈州,闻讣大恸,为制《祭晁无咎文》(《张右史文集》卷四十五),并另撰《晁太史补之墓志铭》(《琬琰集删存》卷二),详述晁氏身世生平,元·脱脱等修《宋史》时,于主要行迹即依据张文叙次,再参照其他宋人有关笔记,谱成补之本传(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不过,上列资料颇有失误之处,后人不及细察,乃辗转引用,致生鲁鱼     

《俗说》作者考辨及与《世说新语》之比较

关于《俗说》的作者，隋唐时期的典籍记载就比较含混：《隋书·经籍志则。说家类著录《世说》刘孝标注本下附注：“梁有《俗说》一卷，亡”；同书又在其杂家类著录：“《俗说》三卷，（梁）沈约撰，梁五卷”。可见，《俗说》当时就已失传或部分失传，作者已有无名氏与沈氏二说。此后，来尤表《遂初堂书目列。说类著录刘孝标《俗说》一种，无卷数，元脱脱主修的《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俗说》一卷，作者为沈约。迄止元代，《俗说》的作者已有无名氏、沈约、刘孝标三说。而其传本从唐代三卷到元代一卷，至清代仅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     

《旧唐书》勘误(十五)

卷九七《张说传》：“时中书舍人徐坚自负文学,常以集贤院学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将建议罢之。说日：‘……今而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坚。”（3057页）按：此条所叙徐坚欲建议罢集贤院学士事,据张说所言“今丽正书院”之语,可知其发生年代,当在开元六年《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新唐书·百官志二》载：“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或十一年以后（《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十一年“上置丽正书院”,并系议罢丽正之…     

略论唐代的学士

唐代是中国古代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 ,学士的设置虽名目众多 ,职权却渐趋明确 ,并向定品制发展。本文系统考察了各种学士职权及作用 ,并在对其纵向发展的审视中初步了解其向政权机制融合的情况。总体来说 ,唐代学士最初仅为宫廷文学侍从 ,或出于整理典籍、教授生徒、制订礼乐等文化方面的需要而设立。随着社会发展及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 ,在帝王有意识地推举与重用下 ,逐步获得较多实际的政治职责 ,并逐渐进入到正式的职官序列之中。     

西夏历史文化开发与宁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公元1038年,在祖国西北崛起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这就是史家所谓的“西夏”或“大夏”。西夏建国以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文化建设。西夏人自制文字,史称蕃书或蕃文,用它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著作;更定礼乐,设置“蕃学”和“国学”(即汉学),译介佛儒典籍。现存西夏文佛典无数,而汉文史籍和儒家经典如《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孙子兵法》、《孝经》、《论语》、《孟子》、《左传》等,均有西夏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简论稷下学宫

<正> 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出现了并称东帝、西帝的齐、秦两大帝国。齐国也曾雄于天下。《史记》载:“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文化上,齐国也出现过一个鼎盛时期。郭沬若同志指出,齐国“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十批判书》) 当时齐国在国都稷门之下设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任其讲学议论,史称“稷下之学”。《史记·田齐世家》介绍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可能是稷下之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的盛况。纵观“稷下之学”由兴而衰凡五代,历时一百四、五十年,它对战国中、后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都起过积极作用。     

《第一回中国年鉴》

《第一回中国年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反映中国国情的中文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1924年2月初版,6月再版。32开精装本,2124页。每册定价大洋四元(当时物价很低,如邮寄平信,本埠每封一分,外埠三分)。主编阮湘是湖南岳阳人。他在写于1923年10月的序言中说:“不观乎欧美日本乎?政治修     

初唐诗杂考(四十四)

沈期配流岭表原因考辨关于沈期配流原因,《旧传》载:“再转考功员外郎,坐赃配流岭表。”可《旧书·张成行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又载:二张被诛,“朝官房融、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而《新传》则综合以上两说,云:“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州。”此说更符合事实。考期《伤王学士并序》云“(长安)四年余遭浮议下狱”,此“浮议”即《旧传》所说的“赃”,亦即《新传》所说的“考功受赇”。其《寄北使并序》(此诗题从张逊本,全唐诗作《自考功郎中授给事中》,无序)中亦提到…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南宋湖南一世家——衡山赵氏

(一) 在南宋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曾有一个显赫的世家。其祖孙三代因捍卫民族国家利益而功业卓著,深为后世推重。故元代在修《宋史》时,以较大的篇幅为其祖孙四人立传,颂扬他们的业绩。这就是湖南衡山县的赵家。赵方,字彦直,淳熙进士。官至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以功进焕章阁学士。《宋史》卷403有传。子四:董、薿、范、葵。赵葵,字南仲,以军功授承务郎,知枣阳军。累官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知扬州。曾     

苏门三学士晁、秦、张“善文不善诗”说——以两宋之际的文学批评话语为考察中心

苏门四学士之间有着密切的友谊和频繁的文学往来,这使得研究者习惯于展开整体性的研究。但在江西诗派勃兴的两宋之际,四学士评价出现分离的趋势,黄庭坚被推崇,其他三人的诗作受到江西派理论家的质疑。另外一部分评论家跳出诗歌创作的畛域,从文章创作入手,提出了三学士善文的"各有所长"说,较为客观,符合三学士的文章创作和批评实际。三学士善文不善诗的观点虽提出于江西派勃兴的批评背景下,但基于本身的客观性,也为南宋后来的批评家接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