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评价体系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转型的背景下,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已然成为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领域。因此,探究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的选址和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投资便利化指标的评价体系,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发展水平,在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与沿线经济体投资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提升沿线区域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增进双边投资合作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促进抑或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推进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而信息化是衡量地区吸收能力的风向标,拓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渠道。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OLS、TSLS和SGMM方法,分析得出东道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见信息化发展是打破贸易壁垒、加快推动国际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同时,鉴于东道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作用,以及东道国政策支持和工业水平的抑制作用,本文提出应当依托信息化发展,把握外贸优势,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而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中的贸易投资竞合联动研究

产能贸易和投资的竞争互补联动,是研判"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作,建设全球价值链新体系的楔子。以广东为经验考察样本,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产能合作的贸易和投资相似度和结合度指数,基于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检验1995年-2017年沿线国家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的竞合状况和联动性。研究发现:在产能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广东与东亚及东盟和南亚产能的竞争性最强,与中亚和西亚互补性最强;"一带一路"与广东产能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互动协同的正向反馈关系。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相似度提高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竞争性有显著正向强化作用;前期产能贸易投资结合度对当期产能贸易投资互补性也有显著正向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产能贸易投资均有显著正向作用,相较产能贸易,倡议对产能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使用低碳竞争力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做定量评价,发现沿线区域都存在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的问题,而且中国的绿色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待提升、中国沿线省份绿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针对定量评价的结果,本文提出了传播绿色发展新理念、推广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打造绿色投资-绿色贸易-绿色金融全流程、构建环保合作平台、推动绿色企业"走出去"、加大绿色援助及统筹协调沿线区域与中国沿线省份对接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后,引发了沿线国家的高度关切和热烈讨论。相关专家学者、政要、智库及媒体人,基于不同视角,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内涵、影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展前景等议题,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欢迎、赞许、客观者有之,疑虑、曲解、误判者亦有之。及时、全面把握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状况及其态度,对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优化"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进而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对其的影响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利用2003—2012年中国27个省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贷款余额占地区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深度和以私人信贷比度量的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都对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验证了一些传统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出口、吸引外资和储蓄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实际汇率变动、邻近效应与出口贸易——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和邻近效应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生显著影响,调节作用因目的地收入水平不同而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目的地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调节作用才会充分体现出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受邻近效应的影响,且邻近效应整体表现出聚集性,各分区域邻近效应均显著,但不同区域分别表现出聚集性或竞争性。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应客观评价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出口贸易的调节作用,同时应注意区域贸易布局平衡,减弱区域贸易竞争效应,促进贸易关系良性发展,配套政策应注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竞争潜力评价与竞争力研究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其沿线国家的旅游交流与合作尚未有效发挥"民间外交"功能和催化剂作用。为推动其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发展,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竞争潜力,运用熵值法从经济、社会、旅游资源和环境发展潜力等方面评价潜力大小;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证明,旅游竞争潜力对旅游竞争效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一系列如何提高国家旅游竞争潜力,以及有效发挥旅游业在"一带一路"旅游合作中"民间外交"作用的策略和建议。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绿色经济:内涵、特征、困境与突破——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角

通过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厘定和特征分析,以及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唯GDP论、资源价值和价格错配等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了新常态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标准体系、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效用影响、建设绿色金融等举措,试图解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发展绿色经济的瓶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提升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北京市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还不深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缺失,品牌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偏少,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不够理想,对外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数量不足。而要切实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市必须充分发挥本地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深化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全力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企业,努力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国际知名品牌,进一步优化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大力培训和积极引进对外文化交流人才。     

基于面板数据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宏观条件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的研究是这一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宏观条件的状况,发现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其人均GDP的增加将带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增长。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以及特点上尚存在一些不同。     

中国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相关的可量化因素作为中国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变量,采用1995—2017年间23年的人均GDP、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汇率水平、石油进口贸易量和石油价格5个数据,对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国际石油价格与石油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分别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汇率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