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充满忧患意识之学,这在其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提出的“知行合一”论说中已略见端倪。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

杜维明撰文《心学的文化与政治含义》指出,心学的文化和政治含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首先是对心学传统的考察和当代世界哲学转型的反思。心学的根基在孟子到阳明的心性之学,从人之为人的根本开始,推己及人到各种家庭、社会、政治问题,甚至从哲学反思到文明对话都离不开心学关于人的基本看法,今天对心学的推动将有助于打     

论阳明的“善恶只是一物”

本文以阳明对恶之根源的论述为中心，通过层层的逻辑分析，阐明在阳明哲学中，其固然一方面坚持心学的立场，否定恶之存在的本体性，但另一方面却还是沿袭了自宋明时期以“气质之性”言恶的一贯立场。最后，文章还从心学的内在逻辑、阳明为学的时代背景两方面揭示出阳明之所以如此安顿恶的深刻缘由。     

心学的形而上学改造的困境:以牟宗三对阳明学与孟子学关系之论述为例

牟宗三以"道德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和哲学史视野,来规定阳明学与孟子学的关系,但却在阳明对于孟子的解释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反映出他对心学的形而上改造的困境.     

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

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陈寒鸣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①。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一王艮（１４８３──１５...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杨慈湖“克己复礼”诠释及其内在理路探析

作为陆王心学一脉的关键人物,慈湖学术以不起意、知及仁守为修养工夫,以本心之澄澈清明为工夫境界,在承继其师象山“六经注我”诠释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以心解经的诠释路径。在“克己复礼”诠释问题上,陆象山开心学解释之先河,慈湖一反前儒本孟子心学为说,而以“古圣为的”,从诠释之基、诠释之体、诠释之用三个维度建构了独立完整的心学诠释理路,这一解经路线在廓清理学解经之传统、开启心学解经之新视域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后世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心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江右王门对阳明心学的修正

黄宗羲说:“姚江之学,唯江右为得其传。”江右学者“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然而事实上江右王门大都偏离了阳明心学的宗旨,只不过是以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进一步修正了阳明心学的观念。从理论上开了东林党人扬朱抑王的先河。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王阳明"以德治世"的社会思想

一、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及其“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一 )阳明心学之立学宗旨自命为孔孟嫡传的阳明 ,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他取得的诸多事功业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儒家长期以来治世济人传统的现实体现 ,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后世学者多因其思想的心学特点而斥其为迂阔、空谈心性甚而近于禅 ,实为对其思想的误读。因此 ,在言及他的社会思想以前 ,有必要先指出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所谓立学宗旨即是思想的终极价值取向或终极目的。在阳明那里 ,统摄其整个理论的“致良知”思想之宗旨不是别的 ,正是儒家学者千百年来念…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以晚明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文学思想与阳明心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性灵说是以阳明心学重主观心性而轻外在之物的观念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同时又将阳明心学的良知虚明改造成超然的审美心境,将良知灵明转化为作家的慧心灵性,将自然良知引申为自然奔放的审美风格,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阳明心学继承和改造的过程.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     

论王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从政治文化视角对阳明心学的透视

论王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从政治文化视角对阳明心学的透视陈寒鸣元代以来，程朱之学风靡一时，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其哲学、政论和道德观深入人心，几成学界定论。到明代中叶，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学术界出现批评程朱之学的思潮。心学崛起，一时间获得广泛认同，在...     

心灵与体验:阳明心学的美学意义

本文以中国美学的人生境界追求为理论基点,系统阐释了阳明心学的美学意义。文章指出,阳明心学以心灵为统摄,以感知和体验为基础,以良知为内容,以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为追求,是其基本的美学意义所在。同时,文章从更深层次阐释了阳明心灵美学对中国美学的本质性意义。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心学的东南之光——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

“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王阳明弟子众多，何以如此盛赞薛侃呢?这是因为：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并使心学闪耀东南，而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薛侃不仅第一个刻印了《传习录》,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真书院，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使大家团结一心，而且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为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于日常体贴入微、于学问理解信奉，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传播道路上的障碍，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可以说，在传承、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薛侃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且，薛侃在传承、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和优秀品质，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