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沉重历史

《鲁迅全集》2005年版的注释在1981年版基础上作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去意识形态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可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后面的题注却只字未改。考察其中原因发现,这条注释虽然并不尽如人意,却是来之不易。它涉及冯雪峰、周扬等人的沉浮和悲欢,裹挟着历史的政治烟云,体现着当代文化的曲折历程。     

《鲁迅全集》中的《呐喊》

作为鲁迅的第一部创作小说集,《呐喊》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呐喊》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在《鲁迅全集》的编校过程中,《呐喊》的文本和注释形态既受到不同编辑理念的影响,又遭遇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该书的编校注释彰显出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呐喊》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生年小考

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生年小考吴长华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确切生年至今尚不清楚。学界对其生年有四种说法：第一，生于１８７８年。如１９８１年版《鲁迅全集》中的人物注释、林志浩的《鲁迅传》、李允经的《鲁迅的婚姻与家庭》等。第二，生于１８７９年。如俞芳的《封建婚姻的...     

《鲁迅全集》注释正误一则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七卷《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注释“风雨如磐闇故园”句云:“风雨如磐,唐代齐已《侠客行》;‘黄昏风雨黑如磐’。”按,查《全唐诗》第十二册所收齐已诗,并无《侠客行》之题,亦不见有“黄昏”之句。又查同书同册所收贯休诗,断句部分正有“黄昏风雨黑如     

《绛洞花主》话剧本与《红楼梦》主题及其他

《绛洞花主》是陈梦韶先生在二十年代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剧本。“绛洞花主”是贾宝玉的别号。一九二六年秋,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第二年一月十四日为《绛洞花主》剧本作《小引》。鲁迅《小引》的手迹,由梦韶先生珍藏着。一九五四年,梦韶先生著《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出版),将鲁迅《小引》影印在该书前。一九五七年,《鲁迅全集》注释本又将《小引》收入第七卷《集外集拾遗》。注释本说:“本篇当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最近,复旦大学、上海师大、     

孔子真精神之二孔子不是民主的敌人

我曾经是儒家的一个激烈的反对者。 我在志学之龄,僻处海陬,无书可读,书店中卖的书以通俗说部为主,不能餍足我的思想上的渴求。有一年我生病住院,父亲从别人家借来一些书,他读我听,聊以解闷。他借的是1970年代初出版的《鲁迅全集》中的几本,我听得酣畅淋漓,病愈后尽取该家藏书而读之。他家的书,除了上面说的这部《鲁迅全集》,其余的也都是70年代的出版物。包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拾补

金肇野生年质疑金肇野是唯一和鲁迅有交往的辽宁籍木刻青年,一九三二年他以东北流亡学生身分,入北平中国大学,一九三五年因和唐诃、许仑音等发起举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和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十五卷,都有金肇野的注释条目。第十五卷人物注释云:     

关于《鸭的喜剧》的最初发表处

鲁迅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生活的寂寞感受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后来收在《呐喊》中。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说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 第八卷第十二号。一九七六年同一出版社出版的由51101部队理论组注释的单行本《呐喊》,亦沿用了这条注释。其实,《鸭的喜剧》的最初发表,却要比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妇女杂志》早上几天,即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第六十九期《妇女评论》上,已经先和读者见了面。     

《杜甫全集校注》辨正一则

由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总成之《杜甫全集校注》体例周备,考辨精详。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就其中一则注释略申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川版新版《陶行知全集》考订

2005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简称川版新版《全集》)是目前陶行知研究的最主要、最权威引文来源.但由于当时编撰时间紧、任务重,其中存在着一些粗疏、讹误、错乱之处.因此,文章通过对原始史料的搜集、研判,将书中错误之处予以考订,以便于今后陶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梅曾亮集补遗一篇

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咸丰六年杨以增父子所刻梅曾亮手订全集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全集与选集本而成,同时辑有《文集补遗》13首,于梅氏诗文收罗较为完备。然梅曾亮     

周振甫先生的编辑生涯

周振甫先生从1932年应聘到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开始,直到1975年调入中华书局,迄今已历六十载。在这六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周先生先后编校过《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等重要文史大著,并在编辑《谈艺录》、《管锥编》等重要著作中和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振甫先生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编辑精神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海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1981年中华书局和出版工作者协会还特意联袂为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周年举办了庆祝茶话会。更加可贺的是周振甫先生在编辑之余还撰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全译》、《李商隐选集》、《中国修辞学史》等深受学界喜爱的著作。     

陶女士不是许寿裳夫人

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在许寿裳夫人陶伯勤名下,出现凡六次,其中五次因《鲁迅日记》明言“季市夫人”,故归入陶伯勤名下,完全正确,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鲁迅日记》所记:“得季市信并还陶女士医药费十六元。”之陶女士非陶伯勤。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称长辈和并辈朋友的妻子,不以女士、小姐相称,都是以夫人、太太称呼,     

袁枚作品新发现及对新编《袁枚全集》的意义

二十年前,由笔者主编校点的《袁枚全集》未搜集袁枚集外作品,可谓一大缺陷。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丰富,人们交往的开放,以及科技的进步,袁枚集外作品的搜集取得了巨大成绩。笔者还有幸结识了袁枚八世嫡孙袁建扬先生与孙女袁建中女士,收获颇多,不仅得到了袁枚极其珍贵的抄稿或手稿《纪游册》、《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还收集到若干罕为人知的刊刻本:《双柳轩诗集》一卷、《双柳轩文集》一卷、《随园集外诗》四卷,另有大量袁枚零散集外诗文。仅以诗而言,袁枚集外诗就已发现700余首,是袁枚"全集"诗集4400余首的七分之一强,可谓沉沉夥颐。这些累累硕果,将使"全集"不全的缺陷得到"全面"的弥补,也为编纂接近足本的新编《袁枚全集》准备了条件。     

张磊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十、十一卷

<正> 张磊主编、我院历史研究所孙中山研究室(令孙中山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九、第十、第十一卷,于今年八月公开发行.至此,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经过五年合作编辑的《孙中山全集》正文十一卷,赶在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前全部面世了.《孙中山全集》第九、十、十一卷,收入孙中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的著作(包括论著、函电、演说、谈话、公牍等)二千四百九十八篇,一百四十多万字(含注释),与在此之前收集较为齐全的《国交全集》(台北一九七三年版,下称台版)比较,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张伯海先生

张伯海先生，1932年生，祖籍山东掖县。1956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师从刘伟溪教授进修中国现代文学。1958年起参加教学卜作，先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等课。结合教学、科研丁作，曾撰写并发表评述鲁迅、翟秋白、曹高、叶紧等现代作家作品的论文多篇。1975年，配合刘洋溪、孙昌熙、韩长经教授注释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此任务是国家规划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的一部分。1976年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参加新版《鲁迅全集》全自编注厂作，并承担全集第5卷编注等具体任…     

《汉文学史纲要》书名辨

近年来鲁歌同志连续撰文,指出新(1981年)旧(1938年)两版《鲁迅全集》中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应尽速订正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第一次说是"按此书名大谬,不合鲁迅之本意.鲁迅原写书名是《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古代'二字有特定含意,指从原始社会到汉代以前……'汉'即     

现代作家全集文本校注中的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对新版《李大钊全集》部分注释的商榷

《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对李大钊文章中提及的“美儒甄克士”、“郭冷苔”与“夏蝶曼”这三个人物均注为“不详”,似有主观努力不够的因素;在其他几个注释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