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共通性。二者本质上都牵涉到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扎根、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涵摄、交融,并在逐渐适应中国特殊实际的基础上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因此,回顾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总结其中规律,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达成"视界融合"、外来文化成功实现中国化的条件和环节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的传入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它并没有水土不服,而是完美地和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化。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是巨大的,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佛教词语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法性论”与“本无说”——“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二

《法性论与本无说》集中地论述了佛教的佛性学说与中土之轮回报应、灵魂不灭思想;慧远的“法性论”与魏晋玄学“本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个论述,旨在探讨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佛教在传入中土后,是怎样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地被中国化,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汇合,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关系较量和博弈的重要指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破除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困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国际话语权是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交织叠加的结果,从内生机理来看,遵循话语供给—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运用的递进逻辑;从外部机理来看,以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能力、文化自信为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坚持理论指导与文化传承,丰富话语供给内容;多方协作与多点互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夯实话语认同;关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难题,树立话语运用示范,形成与中国大国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当我们把中国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考察,并把它放到整个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各种宗教——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各自的文化个性,表现出了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的特征,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外来的各种宗教与传统的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表现出了文化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相互渗透与深刻影响。而外来宗教的中国化与中国诸多固有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则使中国宗教文化的上述特征表现得格外充分。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普遍联系中,中国宗教展现了其渊远流长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宗教史,也就有可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宗教的特点与发展规律。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钱穆的禅学研究探析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刚与柔:基督宗教与佛教传播策略的差异研究

佛教与基督宗教进入中国采取了不同传播策略,取得了不同的传播效果。本文把二者传播策略的总体差异归纳为刚性传播与柔性传播的差异,并从二者处理与政治、与本土文化、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和传播载体选择四个维度详细阐述这些差异。认为,这些差异是地理环境、社会结构、认识论、文化特质、传教动机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只有柔性传播策略才能促进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中国本土经典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评析

因果报应观念原本就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对天地鬼神的尊崇与敬畏,是中国古代因果报应观念的肇始。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蕴藏于儒、道、墨等传统经典中。佛教传入之所以能逐渐被接受并中国化,与中国本土因果报应观念的共通密切相关。因果报应观念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内核,也是儒道释相互借益竞相发展的前提。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二十世纪中国西化与保守主义的文化思潮

西化与保守主义是20世纪中国两大文化思潮。从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上看，前者侧重于介绍和输入西方文化，肯定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揭露中国固有文化的阴暗面，后者则侧重于维护中国固有文化，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而揭露西方文化的弊端；在古今问题上，前者激烈地反传统，主张变革，后者则较多地肯定与赞赏传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前者主张西方化，后者则主张东方化。本文试对西化与保守主义两大文化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史的探讨，并对两大思潮与20世纪中国的文化选择进行方法论的思考。一在20世纪的中国，西化派虽没有形成自己…     

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济世观念

从北朝佛传故事图像艺术中的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等几个故事片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社会取得的长足发展并逐渐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表现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顺从。最为重要的是,佛教本身具有的某些思想实质上迎合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深察之,即佛教思想中蕴含的济世观念。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