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涵泳”之说与学问之道

"涵泳"一说源远流长,其语义表达围绕"涵"语素"沉潜"义而展开引申,语义领域逐渐拓展,在宋儒话语体系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成为了宋儒高扬的一种读书之法,并深深影响后世儒者的治学论道活动。宋儒"涵泳"之说,其语义背景直击当时学者论经治学之弊,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而提炼为一种学问之道,强调"涵泳"中的"虚心"求实、"优游"论道、"切己"体认,从而达到通达浃洽的审美体验。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予以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作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重基础之上的.从价值观变革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可抹杀;从现实生活看,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杨朱及其思想再释解——基于生命个体视角

今人由于受疑古派思潮的影响,对现存有关杨朱的材料多持否定态度,几成定论。疑古学派的贤达秉持"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精神,全面反思传统文化,但当下冷静观之,其中颇多过激之论。因此,有必要寻找新的视角对杨朱其人及其思想作一番再勘察。但目前有关杨朱的资料,还是仅仅限于其他文献中寄存的有关杨朱事迹及思想材料,故欲明证杨朱其人及其思想意涵,从个体生命视角出发,或将有新的收获。     

小学与儒学

所谓"小学",简单地说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欲弘扬传统,即需阅读典籍;欲阅读典籍,即需掌握"小学",尤其是训诂。不读典籍,不讲训诂而谈文化,乃是在架空中楼阁。训诂为解释而生,典籍之内涵为训诂之本,不可舍本逐末,应当本末兼顾。所以,研究儒学,既要训诂明,也需要"经"义明。而"经"义是训诂所需语境的一部分,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做到训诂和义理兼顾。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实践,认真体验。就学术总体而言,要提倡四"不"精神——不忘学术之根,不弃为人之本,不轻古人之教,不拒"正业"之知,亦即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以文,行己有耻"。     

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     

孔子不见阳货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辨

论语可疑之事。莫大于畔召欲往二节。后儒不征事实。而将就于欲往二字。以留后学之疑。非所以论聖人。非所以解经也。夫聖人守经行权。皆有大中至正之道。必无苟且于造次顚沛之顷。若贤者出入于小德也。况大节乎。如使大节可以出入。何以为时中之聖。而能定万世之依归。且拜下先进犹必示所从违。豈出处去就而忽味然勤无赖之心思乎。孔子进以礼退以义。试问畔召礼乎。往畔义乎。且此二节记于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圣人之权与成德之舆——论儒家的名声观念

以孔子正名思想为中心,儒家所论之"名"有三重内涵:名言义、名分义和名声义。汉学家重名言义,宋学家重名分义,两者对名声义均措意不足。实际上,名声义对儒家亦有重大意义,此义往往为文史家所关注。概言之,儒家关于名声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注意到常人皆有爱名之心,由此行权而设为名教;二是注意到名声"为人"的属性,由此一经反思便能曲通"为己"的道德自由之境。对这两层思想的揭示有利于更具体地理解儒家的政教传统及成德工夫。     

宋儒“身体诗学”刍论

宋儒的身体诗学奠基于身体观之上,在"身体意象"的营造与书写中,展现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境界。儒学由礼乐向心性之学的内转、宋人生活的雅化与人文化为宋儒"身体诗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土壤,而儒学传统中的三相一体的身体观、作为"窍"的身体观、社会化的身体观则为宋儒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根基,身体成为宋儒营造个人生活世界与心灵空间的重要文化符号。     

破中之立——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辨析

庄子的"五色乱目"思想,包含"去欲"、"去伪"、"复朴"三个层面。庄子的"去欲"具有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的避俗思想完全不同的"达生"之美学意味;庄子的"去伪"包含着对儒家审美价值观的否定,但并不一概地否定艺术;庄子的"复朴",是解构中的建构,在洗净铅华的废墟里,达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至高境界。素朴之美,是超然于肉身欲望的精神之美,是挣脱于外在伪饰的生命之美。只有在"去欲"、"去伪"之"破"后,加上"复朴"之"立",才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的整体性。     

“贵生”“重己”与“形神”——论《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

《吕氏春秋》以"性命"和"精气"为"生"(生命)的本原。此"性"为"生质"之义,不同于道德性的定义。精气说很好地解释了"精神"的来源问题。《吕氏春秋》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吸纳了性命说和精气说。《吕氏春秋》的生命哲学集中在本生论、贵生论、重己论、形神论和养生论上,集先秦生命哲学之大成。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全生、身心健康和长寿;其次是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确保统治主体("人主")的身体健康和延年益寿。《吕氏春秋》特别注重对情欲(声色滋味和富贵权势)的控制和调适。它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哲学,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儒家也讲本生、贵生、重己和养生等观念,但与子华子、《吕氏春秋》的解释不同。儒家肯定"义"高于"生",而不是相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秦汉生命哲学的前导。     

尚义之道——王船山尚义思想展开的四个逻辑层次

王船山在经典诠释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责任担当,阐释着其丰富的道义思想。尚义之理:天理之公与人不可昧;尚义原则:义在事宜与立义皆称;尚义之策:言必以义与行必以礼;尚义旨归:义以裁之而德业日隆。船山尚义思想四个层次的逻辑展开,分别彰显了船山尚义之缘由,尚义之基本原则,尚义之基本策略,尚义之价值旨归的问题。王船山的尚义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尚义逻辑体系。     

唐君毅对船山学的阐释

唐君觳重点阐发船山“重气重精神之表现,由重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的思想。突出“气”在船山学中之“历程义,,和“流行义”的特色。在阐释船山学的基础上,唐君毅还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其中精神表现、历史意识和礼乐生活都是立基于船山学而来的重要内容,是唐君毅“以吾人之心思,遥通古人之心思,而会及其义理。更为之说,以示后人”之宏愿的表现。     

船山价值观与中华核心价值观

王夫之在批评理学离欲而言理思想的基础上,把理欲同作为性的内涵,而提倡理欲一体的思想,把道德理性建立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合理欲望的基础上。同时提出"以性正情,以义制利"和尊公轻私、以理制欲的价值观;又对重义轻利,以道制欲观念的流弊加以修正,同时批评重己为我价值观的弊病,为中华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发展和丰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老子》的思想域界、历史世界与生命境界

《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是以"历史世界"的"礼崩乐坏"、"老子"的史官和隐者身份及楚地特征所构成的"境遇"为出发点,而以"生命境界"即"天人之和"之人文理性精神性的人生终极意义和最高目标——"道"作为思想的根基和精神特质,最终以"思想域界"作为"不可说之秘"的"生命境界"的具体呈现和展开。从"思想域界""历史世界""生命境界"这一新的立体综合性研究方法来探讨《老子》思想,更有利于提示其独特的内涵及意义。     

《老子想尔注》中的大爱美学思想研究

道教是主张慈爱和同的宗教,重包容、重和谐的思想十分丰富.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有着独特的大爱思想的表达,它以道的"虚无"、"慈爱"为根基,体现了道教神圣美观念.从大爱的精神本体到爱的显现,从禳解仪式的戒律之美,到三天正法的伦理观,都含有道教神圣之爱的美学思想,是中国本土道教审美文化中生成的大爱观.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