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世界伦理"构想下的儒教问题思考

孔汉思“世界伦理”构想的提出,使得儒教在世界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重新发展的机遇,在构建“世界伦理”的过程中,儒教既要解决好自身的两个问题,同时还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以适应世界政治一体化对宗教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在新的世纪里,发挥其应尽的功能。     

杜维明与“儒家文化归谬主义”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方面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传统也已进入博物馆的说法,一方面继承新儒家前辈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的传统,推崇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杜维明先生系列讲学和论著的重要基调。这一基调始于杜先生对儒家文化     

牟宗三儒教观评议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牟宗三主要是作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与他的儒家哲学的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他对儒教问题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了。实际上,他是五四运动以后重新肯定儒家宗教性的思想家之一,从儒耶对比角度对儒教精神做出了系统阐述,并得出了儒教是内在超越的结论,成为当代新儒家里程碑式的思想贡献。但是,牟宗三的儒教观存在一重要局限,他所谓的儒教其实只是士林儒教中的心学一系,而同样在儒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朝廷儒教、民间儒教,均未能进入其分析视野,甚至同为士林儒学的理学一系也因为别子为宗的判断而被排除在外,从而严重影响了内在超越说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王道政治的精致构想——《管子》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新探

王道政治是先秦时期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儒家之外,《管子》也有非常精致的构想.《管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构想主要反映在其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方面.《管子》继承了早期的天道观,把天道与民意联系起来,并由尊天道走向了贵民意,确立了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管子》提出了治国“十一经”,试图从政治权力层面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经济民生层面的富民之举、法律和政令层面的安民之举以及民意层面的重民、贵民思想等四个方面,来建立清明的社会政治.《管子》还表现出对德治的倚重,提出建立完善的伦理道德.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介组织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并在当代中国政治参与过程中充当着积极的角色。社会中介组织发展壮大为党的建设增添了活力,同时也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对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发展、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以及对党领导方式与方法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党的领导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办法。     

先忧后乐:范仲淹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探幽

范仲淹的政治伦理思想大致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在政治实践层面,他秉奉儒家政治理想,倡导经世致用;二是在价值教化层面,他通过义理融通的方式极力宣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并把"行道"作为其义理生发的重要内容。二者又在接受了儒家价值教育的文人士大夫身上得以汇聚。同时范仲淹也意识到,要想在北宋当时内忧外患的朝局之中,肩负起"行道"的责任,必须要有舍身弘道的自觉精神,于是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作为精神鼓舞与为政准则。然而范仲淹政治伦理思想所强调与奉行的一切都是基于其"君民一体"的民本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同时,其民本主义思想对"宋学精神"的养成与"共治"政治的产生都具有深远影响。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儒学非宗教

儒学非宗教康占杰，陈风华儒学是指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伦理道德和政治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其强烈现实性的一派学说。儒学亦称儒家，在一定范围内也约定俗成地称其“儒教”，意为“儒家的教导”，而绝无“儒家之宗教”之意。在我国历史上的几个阶段，由于佛、道、儒家的政治...     

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庆市2005年外贸工作的建议

市委六届三次全会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构建大庆全面发展的战略新高地。这一构想是市委对大庆未来发展的新思维、新理念,既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成果,也是抢抓机遇的客观:要求;既是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也是立足市情的现实选择。而构建全面发展的战略新高地,需要使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三挂马车”齐头并进,三个方面同时发展。特别是市委提出了2005年的外贸进出口要比2004年翻一番的要求,从而对进出口企业和外经贸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较好地完成市委下达的2005年外贸工作任务,针对我市外贸发展的薄弱环节,我们总结出“三大三小”三个特点,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重建传统的智者牟宗三

牟宗三严格区分了政道与治道 ,自从’家天下”成为事实之后 ,治道就显得特别重要。只要“民主政治成立 ,使政权与治权离” ,儒家的德化治道便能“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但原儒“内圣外王”的境界太高 ,“尊尊亲亲”与“天下为公”也显然相互抵悟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 ,骨子里行的仍是法治 ,因此 ,“新外王”的核心应是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比较儒、释、道 ,认为只有儒教才表达了最高的善真正的圆善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展现出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转向。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制度形态"的差异凸显了对于儒教的制度焦虑与反思,"目标指向"的分野体现出当代儒教实践的不同行动抱负,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社会公众,独善其身。儒教的建构与表达受到权力关系的形塑,在儒学与儒教的分化与合流之间,深切影响着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衰成败。     

探索新政治：村治学派要义述论

村治学派的根本要义是探索新政治的哲学,为建国运动开辟别具一格的道路,在学术思想、政治规划和经济路线上都提供了蓝图。它是清末以来追求人民政治的再度历史表现,也是1920年代走向乡村的政治意识的一次汇总,更是19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在思想上的一种奠基。正如梁漱溟所自信的那样,村治学派有关中国命运和儒家命运的思考具有更长远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