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进化主义原理、价值及世界秩序观——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到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梁启超看成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最合适代理人。梁启超通过把进化主义设定为普遍的公理和普遍的价值，建构起了他的合群民族主义和强权主义世界秩序观，建构起了他的社会政治变革观和社会历史进步观。梁启超的思想以多变著称，但他对进化主义原理和价值的信奉，前后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处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中的梁启超，不仅用进化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困境，而且也用进化主义来促进中国的富强。他把进化主义与强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目的是急于使中国用物质力量迅速武装起来，同帝国主义展开生死竞争，但这同时也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当化，他本身从而也失去了“人道”和“公理”的立场。进化主义使梁启超焦虑，但它也使梁启超具有了期望未来伟大进步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样，中国一时的危机，似乎又成了加强梁启超未来快乐的催化剂。以上的这些看法，是本文对以往关注不够的梁启超的进化主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所得出的。由此我们揭示和展现了梁启超精神世界的复杂性。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危机

现在谈论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已经不是时髦话题了。无疑经济学正经历一个发展中的“非常时期”。70年代以来,大量失业和加速度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两难局面,使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以及它们的“综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深刻的危机。早在60年代,主流经济学就已经受到来自左的(新剑桥学派)和右的(货币主义)的强大攻势,但是,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没有一个派别可以稳操胜券。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使得制度学派迅速复兴     

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

萨伊德在《东方主义》新版（１９９５）后记中．对东西方知识界有关该书的种种误读作了甄别，申明他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并非就是反西方主义：同时，再次剖析东方主义、帝国主义的内在联系，并呼吁东西方平等对话，超越分裂，共同结束“东方主义”时代。     

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大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理论

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财政赤字成为各国财政领域的一种常态,并由此引发了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的争论。本文主要介绍1929～1933年大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三种观点,即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有益论、新古典主义的财政赤字有害论和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所揭示的财政赤字对经济无影响论。     

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

新发展主义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最新理论思潮。新发展主义的提出是对过去40年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拨 ,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对发展研究领域的“理性”、“进步”等主流发展概念的文化批判。新发展主义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要求尊重文化差异 ,主张发展中国家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反基础主义述评

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ism)是当代西方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其波及面很广,用有的西方学者的话说,广义的反基础主义“已超越了英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的分野”。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利奥塔、伽达默尔、德里达、富科、瓦提莫、罗蒂、费耶阿本德、皮尔斯和巴什勒等都可称得上是这一思潮中的前卫人物。此外,从当今西方各种涉及相对主义问题(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美学的)的讨论到关于人类科学的地位的争论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反基础主义的影子。篇幅所     

后发展经济的观点:一个核心概念的解析--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案例分析

引　言　　我们从西方经济学家对刚刚过去的 2 0世纪人类经济发展的理论概括中 ,将不难发现充斥其中的西方的发展观。如果我们把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提出的发展目标 ,以及根据这些发展目标实现的程度 ,作为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的观点称为西方的发展观的话 ,那么 ,在这种西方发展观主导下的各种研究发展问题的理论 ,都暗含了一个非常有害的观点 ,即在二分法的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两类国家 :一类是“发达国家”,另一类是“欠发达国家”;而在单线论的方法论的基础上 ,又认为这两类国家沿着同样的道…     

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潮的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国哲学》的作者V.狄康姆曾经说过:“整个1960年代宣告自己信奉视角主义”。30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似乎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褪。它不断从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释学甚至从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反过来又对这些思潮施加着自己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已远远漫过了哲学的围墙,散播到思想文化的其他一切领域。有趣的是,尽管深受视角主义淫浸或持视角主义观     

家教投资的理性思考

60年代,当西方经济学家把家庭生育——养育孩子说成是一种经济行为时,由于其反传统的独特倾向,曾引起一系列激烈的争论。然而,40年后的今天,在日益讲究经济效益的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已经心平气和地、自发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不过,自发不等于自为,接受不等于“理性把握”,笔者以为,从经济学角度的“理性把握”主要应包括以下4个层面：从被动性的支付到主动性的投入传统的观念认为,对孩子的养育,从饮食起居到读书学习,均是一种家庭不得不支付的消费行为。当代经济学家们则认为,知识越来越重要,是因为知识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     

20世纪末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述评

20世纪的最后 2 0年里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以环境为导向的工业社会转型 ,生态现代化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当前 ,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种论说 :从“技术组合主义”到“反省式”的生态现代化 ,弱化与强化的生态现代化 ,以及社会变革与工业生态重建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生态化转向 ,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现代化走向生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实质。本文在引进这一西方思想的同时 ,对其包含的积极合理因素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当代职团主义兴起的原因

本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代议制危机导致了直接民主制即职团主义的兴起。作者认为，职团主义的兴起既是欧洲悠久的职团主义传统的延续，也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利益集团理论不断演进的结果     

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

７０年代中期 ,在西方各国普遍遭遇到经济衰退后 ,开始重新反思政府在福利制度方面的视角。１９８１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举办了一场名为“８０年代的社会政策”的研讨会 ,并将与会论文编成“福利国家的危机”的册子 ,它正式开启了对福利国家的声讨。大多数学者对福利国家质疑的焦点在于经济问题、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政府扩张问题、财政问题以及道德问题。面对危机与挑战 ,由政府公共部门办理各种社会福利的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使得政府部门在福利服务的政策上 ,面临角色转变。从８０年代开始 ,西方各国民营化开始…     

关于经济学与人口学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即使没有直截了当地怀疑经济制约和节制生育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他们也不同意经济、意识形态、宗教,甚至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不同性质中介物的作用是长期的和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利用重大科研成果,这就等于说,“鼓励生育主义”的支持者和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几乎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思想辩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辩论,而不是“科学上的”辩论。     

世界贫困问题的伦理论争——析托马斯·博格的世界贫困理论

托马斯·博格关于世界贫困之原因的分析在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批判“解释性国家主义”,提出“中度世界大同主义”的思想,把援助贫困国家看作是消极义务,这些观点为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理解世界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在考察西方学者对世界贫困问题之理解的基础上,着力于评析其世界贫困理论。     

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的嬗变——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如何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命运选择。以奉行“仁政”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制度伦理遭遇了西方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自命不凡的“伦理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无数仁人志士对落后的封建道统进行了深刻的伦理批判，由此导致近代中国的制度伦理思想在“破”与“立”的双重变奏中走向渴望救赎与复兴的多元重构。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再到孙中山，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制度伦理思想嬗变的历史过程。     

论贸易条件

本文首先评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贸易条件的各种定义及其实际意义,然后在作者的“国际价值贸易论”基础上提出了“国民价值增值变化率贸易条件”,认为只有这种定义上的贸易条件才能真正说明一国从国际贸易中所得利益的变化。作者说明了国家外贸政策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特别是从最佳关税和最优提价率上说明了贸易条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的困难。最后作者对发展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的关系理论作了评述,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美学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广泛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思潮,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其复杂的微妙关系。这一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从其深层蕴涵来看,是试图依据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出现的新情况。以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和基本理论上“修正”、“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从而“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这一整个社会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具有这种鲜明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西方各国的代表人物,其成分构成极其复杂。由于各自的出身经历和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有别,各自所持的理论观点也不一致。对于整个西方马克恩主义美学,笔者不想作全面、系统的评述,     

对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沟通—融合”思潮的思考

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马克思在世时的“缄默抵制”和马克思逝世后20余年的“非难”与“攻击”,转向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研究”,乃至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沟通——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某些学者——不管是采取褒扬、还是采取贬责态度的——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沟通一融合”中,一般都是以“重新认识”、“重新发现“、“重新研究”马克思思想为旗号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自诩为“发展”了马克思思想。然而,这种所谓的“发展”究竟是把马克思理论推向前进,还是扼杀了马克思理论的生命力?这需要我们作出冷静的思考。一、西方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两个阶段纵观近50年来西方经济思想史,人们不难发现,西方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沟通”乃至“融合”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思潮,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为契机的;当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只是西方现实经济危机的结果。一般地说,同起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