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咸同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学术思想

理学和经世学分别代表儒学中"内圣"、"外王"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两者在儒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难完美地结合。理学还因其奢谈"义理",时遭世人诟病,长期以来被视为空疏无用之学,但在晚清时期,由于湖南一批"中兴名臣"的弘扬与发展,理学曾一度受到热捧。咸、同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尽管在学术上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由于当时空前的社会危机,使他们在潜心理学之余,不得不重视经世之学,以应对当时的危急形势。理学与经世学的结合,不仅缓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推动了理学的再一次复兴。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读冯天瑜、黄长义新著《晚清经世实学》

经世观念是中国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种精神特质,也是作用于中国古代士人心理的一种正向价值取向。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学者们一直很重视对经世实学的研究,由此来更好地认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内涵。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和黄长义博士所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就是这样一部关于晚清经世实学研究的厚重之作。实际上,“晚清经世实学”的研究也是一个切关近代文化转型宏旨的重大课题,在冯先生的学术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80年以来,冯先生就对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从宏观和微观(个案)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晚清社会思潮与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思想、进化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学说渐次传入中国,晚清思想界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学术转向。可以说,晚清的经世之学、康梁维新思想以及被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是陈独秀五四启蒙思想之滥觞。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王国维死因再析

本文列举了关于王国维死因的种种说法,分别是"殉清说"、"殉道说"、"感情性格复杂矛盾说"、"主因诱因说"、"罗振玉逼债说"、"家庭矛盾说",指出每种说法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学术意义;钩稽了王、罗两家后人对王氏死因的看法,排除了"罗振玉逼债说"、"家庭矛盾说";用心理分析、文化性格研究等方法研究王氏遗嘱的意蕴,综合当时与王氏密切接触者的描述资料,认为陈寅恪主张的"殉道说"最能准确地揭示王国维自杀的真正原因。这一观点对研究社会大转变时期士人的矛盾心态也富有启示意义。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论晚清关学的多元走向——以柏景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

张载身后,关学的宗风和文化精神一直在传承,但在不同的历史人文语境下,关学或受程朱影响,或受陆王影响,形成了某些新的特征,开出了与理学、心学的不同学术路径。在晚清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以柏景伟为代表的沣西一系,却以回归张载的学术路线为主旨,成为"正传之关学",并与以贺瑞麟为代表的融合程朱理学之清麓一系、以刘光蕡为代表的融合阳明心学之烟霞一系,共同谱写了清末关学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是关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笔者认为探讨柏景伟及其沣西学系的学术特征,对厘清晚清关学学术的多元走向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以往学术界重清麓、烟霞二系而轻沣西一系的学术倾向,应予以纠正。     

景海峰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评析

景海峰先生是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坚定的学术立场、开阔的哲学视野和独到的思维方式,力图揭橥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他对儒学近现代转型的深思、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评判、对儒学未来走向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视阈。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研究是解析景海峰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部厚积薄发的力作——评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

何光渝的<20世纪贵州小说史>是贵州的第一部小说史.本文对该书的优点和不足,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该书是一部学术视野开阔,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厚积薄发的力作.     

金声玉振显品格，创新趋优呈高远——学术史视野中的朱德发教授的学术成就

朱德发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新中国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之一。他被同行称之为“学术劳模”,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博大的人文胸怀,其创造性成果呈现出创新思维。他从五四文学研究出发,以人为本,以文学史建构为主体工程,为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他为领军的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学术团队是一支梯队合理、实力雄厚、成果卓著、影响巨大的学术队伍。《朱德发文集》代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的高度,表现了他敢于而且能够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回应现实的气魄与精神,展现了作为老一代学者代表的思想风貌和人格魅力。     

《东坡志林》记游文学作品考论

苏轼随笔集《东坡志林》中的记游文学作品,满怀对已逝友人曾经的追念,表现对生死的达观,他正是通过精神的闲适与情性的闲逸来对抗迫害、化解心灵伤痛的,这也是他多次遭受政治迫害却从不屈服的根本原因。诗话和考古札记,是苏轼学术成就的补充,反映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志林》中对名物的题咏记述也构成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志林》不论是情的阐释,还是理的透彻,无不蕴含苏轼澄澈的心性和洒脱的精神。     

论方壮猷的史学贡献——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元史讲义》为中心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方壮猷《元史讲义》反映了他在元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方壮猷在元史领域的创见涉及蒙古族源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系统论证蒙古源于东胡的观点,勾勒出蒙古族起源的路径;二是认为达靼与室韦可以混称,解决了蒙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方壮猷治史惯于以历史语言方法与史料考证相结合,十分重视使用新材料。其学术视野宽广,能够运用国际共通的专业语言,就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对话。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谈潘懋元教授的博士生培养之道

潘懋元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他注重博士生培养,严把博士生招生选拔关和培养关。在治学上追求"深入浅出"和"由博返约"。注重营造学术氛围和学术能力的培养,采用学习—研究—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周末学术沙龙和实践经验积累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来培养博士研究生。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