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运》大同篇到《大同书》

"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社会追求。《礼记·礼运》中所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与"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道德追求,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古代的"大同"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中经过康有为的解说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康有为的《大同书》无疑是近代关于理想社会最系统的描述。本文就是要梳理一下《礼记·礼运》和《大同书》的关系,从《礼记·礼运》到《大同书》,康有为究竟继承了什么,改变了什么,进而分析在中西文化碰撞初期,康有为是如何处理文化转型与发展的。     

“和谐社会”刍议

在中国思想史上,早就有和谐思想的萌芽。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是古代先贤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传统和谐社会的特点是平均主义,是一种普遍贫穷的社会,而今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多元、有序、正义的社会。     

《史记》“尚让”思想探究

中华民族"反争尚让"的思想由来已久.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通过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合,以史传心,"成一家之言",形成了系统的"尚让"思想.在诸多让名、让利、让位、让生、让国,乃至让天下的史事中,体现着太史公追求的人人自律、崇礼贵让的道德理想,和"天下为公"、礼让为国的政治理想.其"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的社会理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冯友兰与抗战文化——以《南渡记》为中心

冯友兰在抗战期闻的学术成果是抗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冯友兰不仅写成了"贞元六书",而且写成了大量的时论性著作,对历史、传统、理想、信念、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思考,构成了这些时论性著作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民族情节、文化意识与人生追求,表明了抗战文化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与普遍价值.今天,重读冯友兰这些著作,将有益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抗战文化的内在精神,更具体地感受抗战文化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向平民化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诠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的大致走向,塑造了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形成了神圣化的义利观.在当今价值多元化的社会,神圣化的义利观转化为平民式的义利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新价值观的认知与追求.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略论儒学的普遍价值

闻知永恒真理,传承古代圣王之道,追求长久适用的价值,是儒学自创立以来不变的目标。然而,在儒学创立、发展、繁荣、衰落和复兴的整个过程中,它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息过。历史证明,并非所有的儒学哪怕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儒学都有普遍价值。只有真儒学才有真价值。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缔造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可圈可点的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历史局限性,因而不能成为新时代引导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而只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思想资源。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儒家文化的特质与命运

东方古代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理解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形式,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二重性。早期儒家关于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描述,就是其反映。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追求,塑造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也决定了儒家在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社会中屡遭挫折的命运。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思想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渊源极深,因此"仁礼学说"成为朝鲜族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中国朝鲜族在"仁、礼、孝、学"四方面丰富并发展了它的内涵,同时也充实和完善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思想文化宝库。     

中国传统国格之正义立国及中华法系之正义法系初探

做人要有人格,立国也要有国格。考察中国国名的含义与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长期以正义立国,国人普遍追求公平正义"的事实。中国的"中"在表示国格时,意思是"不偏不倚"与"正义","正义"就是中国的国格,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凝聚力之所在。中国追求正义不仅体现在宗教信仰、国民素质与传统文化中,更体现在中华法系的法律体系架构与国际秩序推动均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中华法系是全世界法律体系中最具影响力与智慧的正义法系,比单纯的自由法系更加成熟、自然,更少成本。以正义立国,返本复原不仅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中国复兴的起点与号角,还是世界完善幼稚自由主义,走向成熟自由、和平、稳定、正义的福音。     

论文化对写史主体的软性制约--兼谈重写文学史的内在阻力

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此相适应的功利化的学术观念、文学观念、史学观念至今仍未根本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写史主体学术心态的自由,从而成为我们重写文学史最严重的内在阻力.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谐社会是历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借鉴价值。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无定本”现象

“无定本”是指由于删改行为所导致的文学文本改写形式 ,这一文本策略具有实验性、反讽性和实用性的多重效果。保持文学作品永恒无定本是 2 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难以抗拒的文化需要 ,它既丰富了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又模糊了文学史面目 ,从而对文学史叙述产生多方面影响。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现代乡土小说兴起的社会变革意义

五四平民文学观念引导下的乡土小说的崛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创作现象。它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与分化,形成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农民翻身文学两种走向。这两种社会思潮性质的创作使农村社会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推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中国美学思想发生研究——西周审美思想论纲

中国美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何在？这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没有详尽而明确解决的问题。西周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时代，有西周的文化的昌明，才会有中国美学思想的繁荣隆盛。可以说，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和范畴都是在西周萌芽和成形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敬天保民的社会观念，宗教礼仪的文化制度，所彰显的理性、人文精神，是孕育中国美学的胚基。形成了中国美学以德为美、重视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审美取向。这是中国美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美学观念的独特的生命智慧。     

马克思历史观创新的中华民族自我意识

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从地域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的问题和难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能够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才会在＂历史中＂创造历史。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思考当代人与社会发展问题不仅是为了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任务,更应作为中国人掌握自己的生存命运和实现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我国以＂科学发展＂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题,也深刻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现实要求与自我意识。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说具有纯经济学的类型比较意义,但缺乏历史学上的意义,在分析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动态趋势中显现出诸多盲点.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有接触和相互关联性但却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16世纪以后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化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在考察16至19世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时,文明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及原因

以多育为核心的传统生育观念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生育行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生育观念建立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心理文化土壤中。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促使很多有识之士对传统生育观念进行了反思和质疑,科学生育观因此得以在中国社会日益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