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唐代刺史与文学

刺史群体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观察刺史与文学的关系,既要重视在任刺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要关注以刺史为中心的各种文学活动。唐代刺史群体创作了大量富有文学或历史价值的作品,丰富了唐代的文学宝库;唐代刺史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影响,促进当地的文学或文化事业的发展。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的历史与社会风貌的认识,这也是研究唐代刺史与文学关系的历史价值所在。     

试论唐代中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

唐代中后期，在道、州行政体制的制约下，支郡刺史的权力大为削弱，由此带来地方统治局面的恶化。为了恢复对地方州郡的有效控制，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提高刺史地位的措施，目的在于重新实现对各地的稳固统治，从而改善地方统治局面。总体而言，唐代提高刺史地位的努力虽然没有改变藩镇体制，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做法为五代北宋统治者所继承，并最终重新实现中央对州郡的有效控制。     

《唐刺史考全编》订正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是唐代刺史史料的总括式研究,偶有一些不甚妥帖之处。《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存唐代刺史史料,对《唐刺史考全编》考订结论中刺史名、州名、时间等讹误及不确者多有订正和补充。     

《唐刺史考》述评

查考唐代职官的工具书,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赵钺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这些书为查考唐代中央机关的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提供了不少方便。但一直缺乏一部查考任职情况更为复杂、任职人数更为众多的州郡地方行政长官——刺史的工具书。而刺史的任职情况正是广大唐代文史研     

“绿化迷”白居易

人们都知道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个“绿化迷”。公元819年,白居易出任忠州(四川)刺史时,见城周山冈满目荒芜,感慨之余写下了“巴俗不爱花,竟春人不来”的诗句,之后,着平民装束亲自到城郊种树。     

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

唐代平卢节度使始置于开元七年,与营州都督共同负责营州军政事务,在官职任职中,平卢节度使多以他官兼任,相继以营州都督、柳城郡太守、营州刺史充任,且多兼充支度使、营田使、运使等职,或摄御史中丞(大夫),亦兼押蕃使。     

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

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唐代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关系之辨析

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分别是唐代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保持行政联系的制度之一。从产生背景看,唐代朝集制度是对两汉上计制度的继承,而进奏制度则是唐代现实政治的产物;从人员构成看,朝集使一般由诸州都督、刺史或上佐兼任,而进奏官一般为藩镇使府幕职担任;从主要职能看,朝集使主要是参加朝廷的礼仪活动及应对地方官吏的考课,而进奏院主要是负责传递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从实际作用看,朝集制度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进奏院在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不可混为一谈。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      

论齐梁皇族萧氏愿文

齐梁皇族萧氏愿文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佛经,若干愿文采用具有显著佛经特色的套子式行文,形成了齐梁皇族萧氏愿文鲜明的特色:与佛经的关系至为密切。现存齐梁萧氏愿文体现了此期愿文篇幅比较长的特征。     

论齐梁皇族萧氏愿文

齐梁皇族萧氏愿文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佛经，若干愿文采用具有显著佛经特色的套子式行文，形成了齐梁皇族萧氏愿文鲜明的特色：与佛经的关系至为密切。现存齐梁萧氏愿文体现了此期愿文篇幅比较长的特征。     

北宋陵寝制度研究

宋代阴阳堪舆术影响甚盛,陵寝制度深受其影响。在择陵地和布局陵园时,严格遵循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的地势要求。祔葬的皇后和陪葬的皇室墓区位于帝陵的西北方,陵前石雕像的数目、位置固定,三重方上陵台寓意山陵。丰富的随葬品包含着实用器和明器两大类。此外 北宋还在陵区设有皇家寺院分别为先帝祈祷、追福。     

青海大通老爷山“朝山胜会”渊源考释

青海大通老爷山“朝山胜会”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我省区域性“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其朝山进香仪式颇有些古时皇家成员出行的印痕。本文对其仪式渊源进行了考释。     

古埃及的体育成就

古埃及人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体育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体育形式的最早体现,古埃及体育与现代体育有很大不同,主要包括皇室成员进行的皇室体育和普通的埃及人民进行的民众体育。其中皇室体育往往笼罩着王权和宗教崇拜的气氛,而普通埃及人的体育活动则产生于生活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实用功能。     

族谱中所见王羲之佚文辨伪--兼及族谱在当代文史研究中的作用

在光绪年间所修的浙江、江苏两地的两部蒋氏族谱中,出现了署名王羲之的谱序和传文,但是谱序中记载,在永和十年兰亭修禊之时有蒋家的人向他求序,而求序人的姓名在两篇序文中都不一样,这说明曾经有两批求序者,或者在这一年里有过两次修禊活动,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传文中所提到的蒋奕史书里没有任何记载,西晋时期的冠军将军和会稽、吴兴都督也与他无关,可见这些事迹甚至蒋奕这个人都是杜撰的。因此,这几篇署名王羲之的文章,其实都是伪托之作。我们使用族谱资料时,特别是对待其中有关历史名人的资料时,一定要格外谨慎,不可盲从。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宫廷后妃伦理到民间家庭伦理及昏礼的意义——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内治》析论

北宋李觏所著《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内治》七篇,集中就《周礼》有关宫室职官及其职掌内容展开议论,从而引出李觏对历史上的帝王生活、宫廷政治及后妃伦理,乃至民间百姓的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的记忆与后妃之德、宫禁制度复古主义的诉求、后妃之教与后宫生活的禁忌、后妃的礼仪角色、皇亲国戚之女的伦理规范、昏礼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既可见李觏从传统儒家的"齐家"思想出发,结合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阐明和发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和"家不齐则国不治"之道理的思想倾向,也可见李觏对礼学经典诠释的别样风格。字的训解有误。从甲骨、金文字形和相关的字音材料来看,它的正确训释应为“     

论金代宗室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犯罪

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与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一样,宗室作为统治者的血亲成员会享受到诸多优厚的经济待遇。宗室成员因此大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也有部分宗亲的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富足。出于追求财富的天性,宗室成员中也常有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金朝宗室阶层后期汉化加深,生活奢靡,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加深,也应该看做是金朝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     

礼·名分·合法性——中国传统政治研究的新维度

对于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先秦时期已引起了儒家巨擎的关注。本文对儒家思想中的名分之礼与王权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礼通过对名分观念的讲求，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从而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